马凯特大学毕业证图片最新展示
马凯特大学（英语：Marquette University The diploma，也译作马奎特大学毕业证）, 位于美国威斯康辛州的密尔沃基，是一座私立的，男女同校的，耶稣会的教会大学。该校于1881年8月28日由耶稣会建立，它的创始人是John Martin Henni，密尔沃基大主教管区的第一任主教。学校以一个17世纪神父雅克·马凯特命名。在最初都是男校的学校中，马凯特大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行男女同校制度的天主教大学。1909年学校承认第一名女性学员。2013年仲夏一个凉爽的晚上，在多伦多一家拥挤嘈杂的意大利馆子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当众演奏钢琴。
我们演奏的是经典爵士曲目《滑稽的情人》(My Funny Valentine)——我们，指的是我的音乐老师豪尔赫(Jorge)，他今晚司职低音吉他；他担任主音歌手的女友萨拉(Sarah)；还有我。我们在这首歌上已经花了两个月的练习时间，但在这六分钟的现场演出中，我根本听不到音乐，充斥于耳的，是餐厅客人们的欢笑声和聊天声，餐具碰撞的叮当声和服务员高跟鞋的铿铿声。随着萨拉以高亢的歌声结束整首歌曲，客人们拍起巴掌高声喝彩；而我的手指却粘在了降E大调的琴键上，脑袋一片晕眩。事后，豪尔赫和萨拉微笑着恭喜我圆满完成了这项任务。但我自己清楚，我让他俩失望了。
2012年10月起，我开始拜豪尔赫为师学习钢琴，每周要上两次时长45分钟的课程。起先，我对自己是否想要完成这些课程都不太有把握；这是因为在我36岁的人生中，音乐始终是缺席的。我的父母实在太拮据了，在我小时候他们没钱送我学钢琴，也付不起听交响音乐会的门票，在家时，他们自己也从未演奏过乐器或者唱过一句歌。我在多伦多读小学时，学校每周有一堂音乐课，每一堂课都是一次对我的羞辱：我唱歌永远不在调上，每当我跟着音乐唱起来时，同学们都在暗暗发笑。在每年的圣诞演出时，当同学们唱起《红鼻子驯鹿鲁道夫》(Rudolph the Red-Nosed Reindeer)和《平安夜》(Silent Night)时，我只能看着聚光灯，看着它们白色和黄色的光芒出神。
我在多伦多就读的高中以音乐教育著称，所有人的话题都离不开音乐，所以在跟大伙儿打交道时，我显得格格不入。而在耶鲁大学读书时，我觉得好像所有人都热爱音乐，活在音乐中，他们每个人都加入了交响乐团、合唱队或无伴奏合唱团，周末免费观赏由世界级音乐家带来的音乐会，只有我例外。
对于自己天生就是乐盲这一点，我已经认了，而且我觉得对此无能为力。直到36岁这年，我想要对此做点什么。
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既有时间、也有钱去上音乐课，而且在读诺曼·多伊奇(Norman Doidge)的著作《能自我改变的大脑》一书时，我接触到了神经可塑性这个理念——通过艰苦的训练和科学的指导，我可以在任何年纪学习任何事物。
不过，当我第一次走进豪尔赫的公寓，坐到他的钢琴前面学习C大调音阶时，我还是觉得自己好像在外太空迷失了。
弹钢琴并不像我原以为的那样，仅仅是训练手指肌肉记忆和背乐谱那么简单。说到底，它意味着要重新配置、重新架设我的大脑，以适应一个全新的领域。它意味着不仅要在我的大脑中——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喧嚣热闹的大都市——兴建一座高楼大厦，还意味着要在拆掉旧的公路和大楼的同时，修建新公路、新大楼，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要改变我大脑的基础结构与建筑，它的用途和规划。
随着我一周两次的钢琴课拓展到一天两节钢琴课和低音吉他课，豪尔赫也开始教我音乐理论和音乐史，带我进行提高指法、节奏感和视读技巧的练习，并介绍我聆听爵士经典曲目，比方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版本的《夏日》(Summertime)和《老人河》(Ol’ Man River)。我开始上歌唱课，以作为钢琴和低音吉他课的补充。在地铁上，我默记曲谱；晚上躺到床上，我阅读关于爵士理论和历史的书籍；开车时，我开始听《蝴蝶夫人》和B.B.金(B.B.King)。我每天早上都会在家练习弹钢琴，到了周末，有时豪尔赫和萨拉还会带我去听爵士现场演出。
我很想说，我享受这个过程，但并非如此。我只是强迫自己努力完成这个过程，因为我本质上是个强迫性障碍患者，而且我有种荣誉感——想到我无法触及音乐那一整片广袤的宇宙，这让我太纠结了。我会花一整个周末学习弹奏像《I Got Rhythm》、《Sway》和《Just Friends》这类高难度经典爵士乐的旋律与和弦。
在《滑稽的情人》首演失利后，豪尔赫把重点放在改善我的数拍技巧和注意力上面，两个月后，在2013年10月，豪尔赫、萨拉与我再度演出，这次我更加自信，也更专注了。我对自己的钢琴表演很满意，不过最主要的感觉还是如释重负——想到到了10月中旬，我就将回到北京重新工作，不必再继续这缓慢、痛苦而又折磨人的音乐学习之旅，我就松了口气。
我本打算回北京后继续学音乐，可是我为不上课找到了充足的借口。2014年1月中旬，我回到多伦多，休五星期的春节假期，这时所有借口都用光了，我只得又一次敲响了豪尔赫家的大门。
三个月未练琴，我和豪尔赫原本都以为得起码好好练两星期，我的手指才能重新对琴键熟悉起来，可是不承想，当我的指尖刚刚轻触钢琴，就立刻左右翻飞起来，带着种新奇而又让人兴奋的亲密感。
我甚至不用一直数拍子了，因为我的耳朵可以自然而然地听到从琴键上传递而来的节奏；看谱子也更轻松了，因为我已经将有关音乐理论的训练牢牢吸收了进去，这令我可以预感到乐曲的走势。学习了几个月音乐世界的各种分散的元素——音乐史、视读、记时和指法，在经历了缓慢而又痛苦的煎熬后，所有散落的珠子串到了一起，我终于可以真正聆听到音乐了。
终于，我可以像欣赏一幅画或一首诗那样，欣赏到一首歌：当它是对称、有节奏、合乎逻辑的时候，我们会欣赏它；但如果它能跳脱出严谨的秩序与结构，充满动感与差异，新鲜且不拘一格时，我们则会受到它的启发。弹奏或演唱一首经典歌曲，就好比凝视一幅梵高或雷诺阿的原作，也像是背诵莎士比亚或济慈：它将我们与永恒的真与美接连在一起，同时触及并抚慰着我们灵魂的最深处。现在，当我弹钢琴、唱歌或者听音乐时，当它婉转游荡在我的耳朵，令我或热血沸腾，或寒入骨髓时，我终于可以充分体会到它的维度与锐气，触及它的律动与深意，让音乐渗入并滋养育着我的灵魂。
在所有艺术形式中，音乐是最有力量的一种，这早已为人所知。在德国作家赫曼·赫塞的小说《盖特露德》(Gertrude)中，他这样歌颂音乐：
“哦，音乐！你忽然想起了一个曲调，你不出声地在心中吟唱，为它所深深陶醉，它占有了你的一切力量和情绪，就在这一瞬间，音乐活在你心中，它带走了一切偶然的、恶意的、粗鲁的以及悲哀的东西；音乐使世界产生共鸣，使困难变得轻松，使呆滞长出翅膀。一首民歌的曲调就有那么大的威力！当然最重要的是和声：每一种悦耳的和谐的音乐都是纯洁的声音，例如那悠扬的钟声，能够满足人们优美的感情，随着乐声的起伏，往往令人心情激越，得到极大的欢乐，绝非任何其他娱乐所能比拟的。”
而且音乐不仅能振奋一个人的精神——它能从根本上成为内在现实的基石，从而为人们带来抚慰和救赎。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前任主任弗兰克·莫斯(Frank Moss)在著作《魔法师和学徒们》(The Sorcerers and their Apprentices)中，阐述了音乐治疗何以会对原本认为毫无希望的精神病人的情商产生立竿见影的作用：“（在音乐治疗后，病人）看来取得了更好的应对策略，表现出较高自我认知的迹象，同时较少做出包括尝试自杀在内的负面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