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克大学毕业证书模板展示
克拉克大学毕业证（Clark University The diploma）是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一所私立大学，它由美国商人克拉克（Jonas Gilman Clark）成立于1887年，曾是美国最古老的非本科大学，但现在也提供本科课程。1887年1月17日，美国商人乔纳斯·吉尔曼·克拉克（Jonas Gilman Clark）宣布要在伍斯特市捐建一所大学，并向马萨诸塞州议会申请许可。[4] 同年3月31日，州长签署相关法案同意了他的请求。实际上，克拉克与斯坦福大学的创始人利兰·斯坦福是好友，而克拉克的想法可能也就是来自于斯坦福。最初他捐献了100万美金，为了使得大学免受资金短缺的困扰，后来又增捐了100万。[5] 1889年10月2日克拉克大学正式开课，成为美国第一所非本科大学，提供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和心理学课程。1899年，斯坦利·霍尔成为克拉克大学首任校长，该大学发展迅速，很快就有了良好的研究声誉。1900年克拉克逝世，为大学留下了大笔的遗产，但又留出近半来创立本科生学院。这一计划遭到校长霍尔的强烈反对，但为本科生提供教育的克拉克学院（Clark College）仍然得以在1902年开张，并独立于克拉克大学。直到1920年霍尔离任，克拉克学院都保持独立运作。
十一年前，我揣着1900美元，带着两个行李箱，转了几次飞机，来到美国雪城，在雪城大学攻读教育硕士学位。原以为纽约州有“大苹果”纽约城，既然雪城也在纽约州，应该不会和上海有多大差别。来了却发现，需要适应的地方极多。例如，我在美国的信用记录为零，申请信用卡屡次被拒。交通更是大问题。雪城的公交车不是几分钟一班，而是要拿着一张时刻表，在雪地里等着。考驾照，我第三次才通过。我从一个退休飞行员手里买下了第一辆车，这几乎用去了当时积蓄的一半（800美元），几个星期后，车的变速器坏掉，维修的报价为1500元，比原价还贵，我只好放弃。再后来，家人来雪城与我团聚，而此地著名的“湖泊效应”暴风暴差不多也开始了。从10月底到次年春末，整个城市常为几英尺的积雪覆盖，我们挤在一个阁楼改造的小房子里，无处可走，郁闷看得见。
除了生活上的各种挑战之外，学习上也有些没想到的问题。听课的时候，过了颇一段时间，才适应了老师的说话方式。说起来有些丢人，我在国内的专业还是英语。事实上，刚来的时候犯的极低级错误都有。我去最为容易点餐的地方——麦当劳。点完服务员问我一句话，似乎是问我要不要“赶上”我的薯条(Do you want to catch up with your fries)？作为万物之灵长之一，我为什么要赶上愚蠢的薯条呢？我正在纳闷这算哪门子美式幽默，服务员却摇了摇头，递给我几包小小的番茄酱。一看包装，我恍然大悟，原来她说的是ketchup（番茄酱）——在我的中式英语思维里，我还以为番茄酱叫tomato sauce。这类经历我的一个伊朗老师也有过。刚到美国，他进了餐馆，连怎么点菜都不知道。去餐馆时，他闭上眼睛，让叉子倒在哪里，他就点哪个菜。受早年经历影响，这位教授极力主张学校“国际化”，改造其课程和服务，更好地服务于留学生，也让本土学生得益。学校对此倡议不冷不热。教授出师未捷身先死，国际化使命中道崩殂。
和其他国家学生一样，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生活、学习各方面调整并不容易，但这个问题直到最近才引起了更为密集的关注。最近一些年，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上升，各国向中国留学生打开了闸门。在美国，中国已经超过印度，成为留学生最大的来源国。但由于中国学生对于美国接受教育的期望值越来越高，面临的挑战也随之高涨。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也亲眼见证了一些中国留学生遇到的挫败。
和我们这些老留学生不同，新一代留学生大多来自富裕家庭，起码也是收入尚可的中产家庭。老留学生自费留学，读研究生的居多，靠奖学金生活的比例不小。新的留学生，有不少从本科甚至私立高中开始读，学校很少提供全额奖学金。这些学生的学费也成了各校可观的收入来源之一。这些学生也不再全被看作可能成为美国财务负担的可疑分子，在签证中被一再刁难。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优质客户，也在一定程度上帮着拉动本地经济——一些中国学生来美国后，有实力立即购买新车。
然而，解决了生存的基本所需之后，今天的学生面临不同的调整和适应问题。让这些新一代留学生沮丧的是，他们被视为“异类”，和所处学术环境和社会环境格格不入。老一代留学生人数少、较为孤立，所以努力融入的动力更加强大。而今天的留学生可以随时找到一个庞大的老乡团作为后援，所以反而较难跨出心理的“舒适地带”，去更主动地融入校园文化，熟悉美国课堂。《大西洋月刊》一篇题为“我们不是异类”的文章（作者劳伦·戴维森，2013年11月1日）引述了《南华早报》的报道称，进入常青藤学校就读的中国留学生，有四分之一退学 ，不过对于这个惊人的数据，也有人指出研究者是从校方处拿到的退学数据，但这些退学者也有可能并未放弃学业，而是转到其他学校，因此可能有夸大之处。无论如何，中国留学生在学业上出现种种障碍已经成为越来越明显的问题，造成这种问题的成因很多，但多半可归结为学校和学生双方的互不适应。
这种不适应问题，学校有责任，比如一味对中国“扩招”，而不去让校园的资源和课程更为国际化。多年来，许多中国学生告诉我，很多学校的“使命宣言”中虽有“多元化”的使命，却大部分口惠而实不至。到了美国后，很多留学生在新的环境里接受“放羊”式教育。适应被视作这些留学生的私事。大部分教授忘了班上还有国外学生，虽然美国众多高等院校的留学生比例普遍出现增长。一些作业和要求带着某些针对本土学生的假设，留学生听了一头雾水。比如，有的教授以为学生都知道学科所用的美国心理学会(APA)或现代语言学会(MLA)的学术文献规范。很多留学生因引用不当，被视为作弊。美国学生司空见惯的一些课堂教学和测试方法，其他国家的学生也可能知之甚少。有美国教授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学生倾向于“集体式思考”，因而能适应学校的团队作业。而大部分中国留学生过去作业多为单打独斗，很少有协作式的作业。
不过，也有不少大学鉴于留学生数目逐年提升的现实情况，开始做针对性的工作。中国留学生超过3000人的普渡大学，甚至有专人研究、开发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教学方案。一些小学校，如我所在的艾比林基督教大学(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国际留学生办公室开始针对老师开展培训，让老师了解留学生们的独特挑战。学校举办多次针对性的讲座，告诉老师如何考虑留学生的处境，比如在小组作业中，刻意安排本国学生和留学生参加一个小组，以便大家有更多机会相互接触和帮助，而不是放任他们各自扎堆。小组作业中国学生极不熟悉，但老师的这种安排，很多留学生非常喜欢，因为可借此机会，接触他国学生，了解彼此的文化。学校留学生办还在筹办“演说团”，安排留学生去本地社区（如中小学）去讲述各自的文化，让留学生不只是被动接受美国文化。留学生办公室顾问露西·道森(Lucy Dawson)表示，有时候外国留学生不喜欢主动出击去进入美国文化，而一些有“结构”、有“规划”的活动，学生则非常喜欢。可见有时候大家不是不愿意融入，而是找不到合适的渠道。
但是即便我们这样规模的学校，也有来自47个国家的留学生。完全指望老师来适应学生，或是都指望留学生办的“组织安排”来解决一切问题，也不大现实。从留学生离校前的访谈上看，不同国家的留学生，过去学习习惯也千差万别，教授无从面面俱到地了解。中国学生可能适应标准化考试，而我们学校一个来自埃及的学生，遇到标准化测试，见一个题目下面有ABCD四个选项，且看上去都差不多，就觉得无从下手。
更为关键的适应办法，是学生应该自己做足功课，去适应新环境。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四年下来，英语能说得没有口音，学业上有所成，且结交了很多本地或其他国家的学生。这些学生通常都刻意接触、深入本地的学术和生活环境。而且他们情商颇高，不因一点点困难就轻言放弃。这种优秀的留学生每一届都有，所以不可笼统地放大留学生面临的“融入”问题。
但也有不少留学生遇到挫折，不是迎难而上，而是开始退缩。当他们和美国学生之间出现沟通障碍的时候，不是去继续尝试，而是撤退到同乡的小圈子里。有的留学生十分“土豪”，明明学费食宿费已经包括了在学校宿舍的住宿费，却搬到校外和中国同学合租。前不久，网易曾经给俄亥俄某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做过一期专题“失落的留学梦”，上面有年轻的留学生在一起打麻将或是抽烟喝酒的图片，引起了担心形象被丑化的当事人强烈不满。
留学生扎堆的情况并不鲜见。这个现象在来自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也有存在。毕竟文化上同根同源，接触起来更为容易。中国留学生人数越来越多，这个问题更为严重一些。扎堆使得学生忽略学校合理提供的资源，而自己找“同乡”想办法。这种做法貌似有效，却属欲速则不达之举。作为课程设计人员，我和老师接触很多。常有老师纳闷，为什么中国学生不去看课程大纲上写明的要求，也不利用答疑时间(office hours)来咨询，而去问中国同乡。同乡给出的信息往往并不准确，大家是在以讹传讹。美国老师通常都愿意给学生花时间。来我们学校的一位法国女孩朱利亚称，在法国，她接触到的老师往往上完课就走人，很少额外在学生身上花时间，而在我们这个学校，美国老师愿意和学生交往，甚至邀请学生到自己家里。老师通常不是刻意疏远中国学生，将其视作异类，而是中国学生不去利用这些现成资源。这是很可惜的事。
大学校区坐落于伍斯特“Main South”区，东距市中心2英里（3.2千米），距波士顿40英里（64千米）。乔纳斯克拉克大楼（Jonas Clark Hall）始建于1887年，是该大学最古老的建筑。它坐落于现在的克拉克大学校区中心，是经济学、心理学和教育学部所在地。大楼地下室有热电设施，可以回收利用热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