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考瑞大学毕业证|疫情三周年，中国留学生的澳洲梦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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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极其难熬的鼠年终于过去了，而接下来的牛年会更好吗？也没有人可以给出答案。我所采访的七位留美的中国学生当中，有些受到重大影响，有些则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他们都已不是一年前的同一个人了——都表示，对中国与美国的看法以及自己的计划变了许多。他们有着对未来的强烈的担忧，但是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法去探索，如何在美国这样一个动荡的社会中生存，并且自我实现。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回国的艰难逼得我要从政
1月8日，大学毕业的Tina Li拖着大大小小一共五件行李来到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为了遵守中国大使馆近几个月一系列检测方面的规定，住在波特兰的她提早三天到了西雅图，一共去了四家检测机构，终于得到了“双阴性”的检测报告。
但是，随着登机的时间愈来愈临近，她却迟迟没有收到绿色的健康码。她说，她几次三番给中国驻美国的领事馆发邮件，都没有得到回应。她只能先赶去机场，在值机柜台前才发现，有数十乘客都没有拿到绿色的健康码，尽管他们的核酸检测结果都符合取得绿码的标准。“大概有五十多个人没登上飞机，有的人连死亡证明都拿出来了还是不给飞，”她在朋友圈写。
“祖国母亲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之类的话，都是一句笑话，”她有些无奈地说。她现在滞留在西雅图，正忙着预定旧金山或者洛杉矶起飞回国的机票，也在绞尽脑汁想该如何证明自己回国的必要性。
“我毕业了，在美国找不到工作，想家人了，想回家和他们团聚，你说我要怎么把这些写得紧急一些呢？”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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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a说，18岁那年出国的时候，她和父母关系并不融洽，寒暑假也总是报名参加社会考察和实习，就为了有借口不回国。但是经过疫情一年，什么都要靠自己，也没有家人的孤独，她和父母的关系逐渐和解了。这次连工作签证都顾不上申请，只想尽快回到父母身边。
但同时，她感到很矛盾。她说，自己来美国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爱国的“小粉红”，在大学校园里，她还因为2019年香港的游行事件和来自香港与台湾的同学激烈辩论过。而这次她和周围的中国同学难以回国的经历，让她开始反思中国的一些政策和社会现状。她的朋友历尽艰辛从美国回到了国内的时候，遭到邻居在小区的微信群里不断指责她“千里投毒”的做法，甚至在居家隔离期结束之后，仍然在公众场合辱骂她和家人，让他们滚回家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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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a认真反思道：“我觉得这个社会出了一点问题，人们实在太愤怒了，而且动不动就把我们这样的留学生和‘境外势力’挂上钩，但其实我们也是中国国民，也应该享有基本的权利和自由。”
这现状更加坚定了她想要从政，然后从政策上改变社会的想法。原本，她的父母对她的要求是回国之后要找高薪的工作，最好是做金融，要买车买房。但是现在，她的父母对她的要求更宽松，只要她健康和快乐就可以了。听到她说想要从政，可能会从最底层的公务员或者村官干起，她的父母也表示会全力支持她。
“现在的政客都太腐败了，他们和底层的百姓脱节太久了，不知道人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Tina说。“我们需要的是大使馆可以把回国的规定说清楚，不想让我们回国就不回国，而不是天天改变政策，或者用一些很模糊的话来搪塞我们发过去询问的邮件。”
“美国的政客也是，采取一些根本没有用的社交隔离措施，苦的是老百姓和小商贩们，受益的是大企业，”她说。“我希望可以做一个真正能够倾听老百姓疾苦的政客，然后推行一些方便最底层最边缘的群体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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