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威治大学毕业证分析:在家上学，另一条教育之路？
记者想象不了这样的学习状态，陈阵思索半晌，解释说：“就像你放寒暑假时候那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陈阵的儿子已经以这种方式学习了三年，他喜欢历史，陈阵很高兴孩子把枯燥的历史书读得津津有味：“他现在看那种大部头的著作也能咯咯地笑出来。”但是他对数学没有兴趣，所以就干脆不学数学。
陈阵说自己是天生的“流浪汉”，他在北京过着光鲜的体制内生活，但是他情愿“抹掉这一笔”，去过“不违心意，充满阳光”的生活。陈阵也有野心，他说：“教育是社会的基础。如果大家愿意接受新的价值观并且实践，那么社会的面貌将焕然一新。”
如今，像陈阵一样让孩子在家上学的人越来越多，教育部对此虽没有一个统计数据，但根据在家上学联盟网站创始人徐雪金的估计，网站每注册10个会员就有2-3个人是“在家上学”的践行者，而目前网站会员大约9000人。徐雪金早年有瑞典生活，自己的两个孩子和外甥同样在家上学，由作为“家庭妇男”的徐雪金负责教育，而太太接下了家里的生意。
“在家上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应该是著名儿童作家郑渊洁和他的儿子郑亚旗，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因为不满公立教育，郑渊洁让儿子小学毕业后即在家学习，使用自编教材，在三年时间里郑亚旗就学完了中学六年的课程，现在只有小学毕业证书的他是北京一家文化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也被北京著名的史家小学聘为全校学生的“成长导师”。到了21世纪初，一些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看到了公立教育的种种问题，在子女教育时希望采取更加个性化的方式因材施教，不仅培养孩子学习知识的能力，更希望培养他们健康的体魄和性格，中国渐渐出现了“在家教育”和“私塾”的潜流，并且从大中城市开始向三线城市蔓延。各类学堂的教育方式和主张则大相径庭，一些“私塾”偏向国学教育，但不排除将来设立与高考接轨的课程辅导，比如上海的孟母堂（现已关闭）、武汉的“今日学堂”（现已迁往云南）和北京的“日日新”学堂；一些远离中国现有的教育路径，使用中英文双语教育，目标明确地定义为帮助学生出国读大学，比如广东的“在家书院”；还有些更彻底，以英国“夏山学校”为目标，鼓励孩子在学习和玩耍中发现自我，这其中的代表是位于云南的“苍山学堂”。“苍山学堂”的创始人陈阵说，他办学堂的目的是“让孩子们成为自己想做的人，做自己想做的事，只要这一切没有妨碍到其他人。如今很多人认为上大学就是为了找个好工作，我觉得这是超级大的笑话。我们学知识、学本领是为了实现梦想，发现和实现自己的人生”。
在家上学的原因可谓五花八门。北京大学毕业的张乔峰，其儿子张洪午2011年9月进入一所小学读书，他在一篇博客中回忆道：“小孩入学三四周后，每次回家都是一副蔫蔫的样子……不管早晚冷热变化，孩子必须按学校规定穿衣服，不得自行增减。”更让他不能忍受得是，选班干部时有些家长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孩子拉票，张乔峰认为这种官僚作派会对孩子产生巨大的打击，“你告诉他凡事都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结果他发现完全不是这样！”2011年10月，也就是孩子刚刚上小学一个月后，张乔峰就将孩子领回家自己教育，一年半后，两位家长在看到媒体报道和张乔峰的博客后，慕名而来，将自己的孩子也送来请他教，于是张乔峰在回龙观众的家中创立了“龙学园”。
龙学园是一个三居室，地板上铺满了各式各样的玩具，墙边竖着两柜子图书。现有学生中有一个4岁的小天文学家，他一边低头玩玩具一边告诉记者：“太阳灭亡以后，会先膨胀，变成红巨星，然后爆炸。内核塌陷形成白矮星……”这位小朋友的妈妈博士毕业，但不得不辞去工作专职带孩子，因为之前所在的幼儿园“孩子被管得太死”，老师要求孩子们对任何事情都来场比赛，包括吃饭、睡觉和憋尿。除了知识层面，博士妈妈认为尤其是男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一个男性的榜样，而中国公立学校的中小学阶段，绝大部分教师都是女性。
2011年在大理创建苍山学堂的陈阵曾经是新华社的教育记者，对于孩子他没有任何期许，不送他读任何补习班，儿子昂昂曾上过北京一所知名的公立小学，为作业所累，在读小学二年级时，一天他在写作业的间隙突然对妈妈说：“我真想从楼上（18楼）跳下去。”陈阵为此亲自去跟老师交涉，问能否赦免孩子的作业任务，最终他决定让孩子退学，“让孩子逃离永无止境的作业、愚蠢的考试和绝望的体制”，在家中接受教育。为了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一家人离开了北京，游历了中国许多风景胜地，最终选择了大理双廊。如今，在地处苍山洱海之间的苍山学堂里，一共有六名学生，孩子们的年龄在6-12岁之间，每个寄宿学生的学费是5万元，有音乐天赋的孩子学费还可以进一步降低。
他崇尚最原始的教育类型：“动物都是在玩中成长，‘玩’蕴藏所有的学问。”经年累月，陈阵发现很多中国家长都有望子成龙的夙愿，对学问的理解有些偏执。他的理念很简单：“由着他们做就行，他们自然会花很多时间深入了解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对于实用的学科，陈阵却并不以为然，自家小孩不喜欢学数学就干脆放弃了。这显然违背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惯性思维。他说：“我自己上高中的时候数学分数很好，但是现在除了按计算器什么也不会，我根本想不通当初为什么要在数学上花费那么多精力。”
“好的教育是成就每一个人。如果他是一颗树的种子，就帮他长成栋梁之材，如果他是一个小草的种子，那就长成绿油油的小草，”王晓峰这样诗意地描述。家住北京的王晓峰曾经是杂志社编辑，妻子张冬青当过20多年大学语文老师，他们的大女儿一直就读正规学校，在他们看来，以应试为目的的传统教育扼杀了孩子的天性，到了2006年，小女儿“小石头”到了该上小学的年纪，却找不到一所合适的学校，为了避免“小石头”再受一遍姐姐曾受过的苦，他们与另外三个家庭合办了日日新学堂，大家将这所学堂定义为“家庭互助式”学堂。而今这所学堂的发展超出了创始人的设想，校舍从回龙观搬到了北郊翠湖湿地保护区南岸的沙河水库旁，学校已经吸引了240名学生和70位专职教师，在北京家庭教育圈颇有名气。
对于现代教育的看法，王晓峰和张冬青认同《上学真的有用吗？》表达的理念。《上学真的有用吗？》的作者约翰·泰勒·盖托(John Taylor Gatto)当了30年老师。他1991年当选纽约州年度教师，同年于《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公开发表辞职信，从此赴各地发表演说支持学校改革。他试图通过《上学真的有用吗？》告诉大家，工业时代的学校是为了培养合格的被统治者而建立的。有人认为此书的观点过于偏激，也有人感到耳目一新。
在中国的大中城市，很多拥有较优越教育和经济背景的家长已经纷纷意识到了公立学校在教育上的种种弊端，但他们又发现无法完全脱离现有升学和高考的轨道，于是只能穷尽时间和精力来面对应试教育。家住海淀区的全职妈妈刘女士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我去年给儿子报了六个课外辅导班，花了5万块钱。但是他一整年都没长高，我们担心是学习压力太大了，所以今年只报了四个辅导班：两个奥数班，一个英语班，还有一个语文辅导班。”刘女士这样介绍，她的儿子刚刚参加完五所中学的考试，结束了“小升初”的厮杀，顺利升入了海淀区一所重点中学。
刘女士认可要适当鼓励孩子的个性，但又觉得孩子无法脱离传统教育和高考的轨道。她认为如果想让孩子进重点初中、进而考入重点高中，奥数是必须要学的，因为“小升初”择校考试都涉及奥数内容，按照她的观察，上两个奥数的小学生大有人在，而且都是“条件不错”的家庭。儿子虽然到9月开始读初一，但她已经想好了，孩子在初中就要开始学高中的知识，高中轻松一些，高考才不会手忙脚乱。
“在家上学”怎么学
“8月6日，当我们一行人来到位于大理苍山脚下桃溪谷的苍山学堂，第一印象就是震撼——背枕云雾缭绕的苍山，面临烟波浩渺的洱海，清澈的溪流穿过庭院，房前屋后是大片的茶园、山林……”
这段话摘自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的博客，这是他去年夏天到苍山学堂参加“在家上学”项目启动研讨会最直观的感受。21世纪教育研究院成立于2002年，是一家以教育公共政策研究、教育创新研究为主的民办非营利性组织，总部在北京。
此次研讨会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主办，属于民间交流活动。漫谈式的讨论持续了三天，其中涉及各式各样的问题，陈阵说最让他感到心安的是法律专家现场剖析，认为在家上学不用躲躲藏藏，“如果这件事出现问题，中国的律师会站出来帮你们打官司”。
根据中国《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凡年满6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而“在家上学”的孩子们，要么是完全由家长负责教育；要么则是上并不合乎办学资质的“学堂”，看来并不符合现行义务教育法规定。就记者了解，带孩子在家上学或者在家办学的家长将此视为一种“个人”行为或者“志同道合”的行为，再加上注册民办学校需要满足从资金到校舍面积的各类硬性要求，从只有几个孩子的龙学园，到拥有数百名学生的日日新学堂，组织者们并没有申请审批或者注册学校。对于日日新学堂，昌平区教委在2010年曾回应《新京报》记者采访，对于家长们成立的这个自助园，他们并不支持，但只要不违反相关法规，也不会进行干涉。但很多家长对此仍有隐忧，因为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在2011年接受财新《新世纪》周刊采访时，曾表示法律没有开“在家读书”这种教育模式的“口子”，关键原因在于没有制度配套，无法监督在家上学的教育质量，在家长失职时也无法确保社会介入。随时出现的一纸禁令，成为悬在学堂师生和家长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2006年，“全国第一家全日制私塾”孟母堂因“未获得办学许可”、学费未经物价部门批准而被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叫停。同时家长也有现实问题要考虑，因为在这类学校读书无法获得学籍，如果仍然希望孩子参加高考，就需要一直将子女的学籍挂靠在有资质的公立或私立学校。
中国教育正在像多样化迈进，不妨先看看前人都经历了什么。儿童在家上学是美国19世纪末开始就已经萌芽的一种独特的教育方式。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1993年秋季，在家上学最终在50个州实现合法化。
根据美国国家家庭教育研究所（National Home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简称 NHERI）2011年3月的统计数据，2010年春季，美国约有204万5-17岁的学生在家上学，涉及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各个年级水平。在台湾，非特教学生“在家教育” 在1997年获得法律认可，2010年约有1500名学生申请通过在家上学。此外，“在家上学”在法国、英国等国家也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这不仅仅是教育模式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某个国家的问题，张乔峰的理解是：“过去只能采用批量制造工程师的方法去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现在机械化已经满足生产的需要，人才培养应该向个性化的方面转型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家上学也不仅仅是针对中国应试教育，否则很难解释美国人为什么也要在家上学。”
脱离了机械化大批量生产的模式，“私塾”式的学堂在教育方式上更为自由，既尊重孩子们的天性，也表达着创立者个人对教育的理解，仅仅是龙学园、日日新学堂和苍山学堂这三所学校，在办学理念和教育方法上也存在着颇多差异，王晓峰的答案是，人生没有标准，教育也需要多样，“社会的进步最终将体现在它的包容性上”。
目前，张乔峰的龙学园有四名七八岁的小学生和一名幼儿园小朋友，他们有明确的作息时间表，其中包括体育锻炼、上课和兴趣班。根据张乔峰的计划，按国家编制的教材学习只占学习内容一小部分；除此之外还会进行自编教材的学习，偏向文科的内容占25%，而偏向理科的占60-70%。每天下午三点之后，是兴趣班的时间，张乔峰会把孩子们带出去上课，包括书法、围棋、足球、美术等。
王晓峰的日日新学堂是一栋红砖建筑，学校门前是一大片果林。午后，幼儿园托管班的孩子正在睡觉，两名年轻教师在图书室整理资料，几名小学生在操场上踢足球，身上沾满了泥土。日日新学堂现有240多名学生，年龄跨度为从幼儿园至小学六年级。学堂也有课程表，但是他们没有使用传统教科书，而是组织老师自编教材，上课的内容和方式也与传统学校不同。众所周知，美术课、音乐课以及体育课在学校的地位无足轻重，以至于经常出现语、数、英老师“代课”的情况。张冬青主管日日新学校的教学设计，“美育”是学校的教学理念之一，所以这里的老师会带着三四岁的孩子去写生，张冬青说：“我们一定要让孩子背着小画夹去写生，这样的形式可以让他们感到很庄重。孩子们画的都是四不像，没有谁能画一条河或者一棵树，一次有个孩子把太阳画成了紫色的。”但她认为这可是使孩子感受心、手、眼合一的过程，唤醒心中最美好的一面。在理性的科目上，这里更注重培养思维，结论不是最关键的，即使答案正确，孩子们也要给老师讲述解题思路。
苍山学堂的模式与以上两种大为不同，陈阵希望效仿英国夏山学校(Summerhill School)和美国瑟谷学校(Sudbury Valley School)。夏山学校始建于1921年，自建立之日起至今不改初衷，它的创立者A·S·尼尔(A.S.Neill)认为：一个孩子应根据自己的意愿生活，而不是按照焦虑的父母和自以为是的教育家认为的那样。瑟谷学校建立于1968年，亦经营至今。它的教育理念显得比夏山学校更加激进。
沃顿商学院管理学荣誉教授拉塞尔·L·阿克夫(Russell L.Ackoff)和瑟谷学校创始人、哥伦比亚大学理论物理学博士丹尼尔·格林伯格(Daniel Greenberg)合著有《21世纪学习的革命》，书中这样描述：“瑟谷学校的学生正在‘做自然而来之事’。但他们不一定选择去做来得容易之事。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每个人都在挑战自己。每个孩子都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长项和弱点，而且很可能尽最大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如果他们的弱点是在社交方面，那么他们极不可能拿本书安静地待在房间里。如果体育对他们很难，他们就有可能在户外打篮球。伴随热情奔放的精神头，还有一种潜在的严肃。就连六岁的孩子都知道，他们自己——只有自己——要为自己的教育负责。”
陈阵对这本书有很深的感触：“在我个人看来，瑟谷学校有许多东西可以塑造你的性格。这些东西也许使你学得更好，公立学校的学生永远不会有机会得到这些东西。当你为自己的时间负责并按照自己的方式使用时间时，你会把更多的热情投入到自己想做的事情之中，而不会成为被人塑造、受人督促朝某一方向发展的懒散笨拙之人。你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结束时，你知道自己一直在为此承担责任。”
在家上学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陈阵的体会是：“我认为有几种情况的人可以走这条路。首先是确定不过体制生活的人，如果家长想把孩子培养成体制内的领导，必然要经过应试教育的选拔。另外就是家庭的经济状况不会给孩子带来负担的家庭，如果一个孩子在20多岁的时候就要负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那么这种方式不适合他。还有就是不对孩子期望过高的人，不要求孩子成名成家的人。”
对在家上学持绝对支持或者绝对反对的人都比较少，中间大部分人，都处于持有疑问的观望状态。孩子在成长中缺少社会化经验、教育资质问题等都是人们难以接受在家上学的原因。
“未来”在哪里
根据《201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在校生9926.37万人，毕业生1662.81万人，初中在校生5066.80万人，毕业生1736.68万人；高等教育阶段本科在校生2308.51万人，毕业生608.16万人。庞大的数据表明，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绝对是主流选择，而参加高考仍是最主要的出路。说到底，还是要回到“未来”这个话题上。
王晓峰和张冬青夫妇的女儿“小石头”现在在日日新学堂上小学六年级，接下来，学堂将开设初中部和高中部，不仅仅是为了跟上女儿成长的步伐，学堂已经成为王晓峰夫妇的终身事业。如果学生需要，他们将为衔接高考做准备，考前对答题技巧和熟练程度多下功夫。但高考永远不会成为日日新学堂的主要目的，“假设考试是一棵树，考题是树叶，学校里的学习就是把所有的树叶都记住。但是如果懂原理，从树根树干入手，就知道每片树叶是如何生长出来的了”。记者问他有没有担心过自己会失败，王晓峰很认真地说：“我们首先希望培养孩子拥有完善的人格，健康的体魄，从原理入手学习知识，我想不出这样做为什么会失败。我不会拿自己孩子的人生去赌博。”
为了减少学生家长的顾虑和方便新学生插班，张乔峰已经将体制内课程加入学习计划，为与高考接轨提供基本保证。但是张乔峰对自己孩子的期望和高考无关，他准备将孩子送进哈佛一类的世界名校。2011年10月到2012年5月的教学效果非常令人满意：“这八个月的时间，英语如果按课本的厚度算，大概是学校课本的50倍。数学每天平均学45分钟，包括教学、做作业和考试，时间完全够用”。重点是，孩子不仅学习得“非常爽”，还留出了很多玩的时间。张乔峰表示，如果能注册私立学校的话，他会明确定位在小型的精英式教育。
相较之下，陈阵离开得很彻底，他丝毫没考虑过孩子未来读什么大学做什么工作。一个完全让孩子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学习内容的父亲，他面临的质疑多得数也数不清。
“您现在可以让孩子在一个纯净的环境中成长，但将来他踏入社会也不会沾染坏习气吗？”记者问。
“教育的价值就是帮助一个人建立价值观，让他知道什么是对错，什么是美丑。我们平常会给他讲述现实的社会，他们走进社会的时候不会产生落差。”陈阵答。
“您告诉孩子要正直，要努力追寻想要的东西，但是他会发现找工作要拼爹，拼关系，真的不会产生落差吗？”
“我从来没有打算让孩子去找一份工作，工作不是在外面的，而是在自己心里的，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决定了你要去干什么，如果你有梦想，只要去追寻就好了。我们现在的思维是上学就是为了找工作，这根本就是错的。教育应该是为了让你找到你自己。”
记者向几位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提起这种“教育是为了找到自己”的观点，得到的第一个回应是：“那个孩子是个富二代吧？”绝大部分从学校毕业的学生都要为了养活自己而打拼，北京再大，对他们来说最熟悉的也不过是拥挤的地铁线和便宜的快餐，他们不敢思考自己想要什么，因为：“不是你想就能得到的”。
陈阵承认他选择的教育方式需要很好的物质基础，但是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价值观。
“所以我可以理解成，您的教育理念是先于社会价值观而改变的吗？”
“对。”
当然，价值观不只一种，人各有志。采访当天，张乔峰正在给孩子们讲故事，“一个人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自己要求当一个乞丐，那就只能当一个乞丐。但是如果你想成为像牛顿，像爱因斯坦一样的大科学家，朝着那个方向努力，就可能成为大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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