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哥廷根大学毕业证分享:纽约流行“慢养”运动

[《留学国外》推出每日中文简报,为你介绍时报当日的重点报道,并推荐部分的精选内容。新读者请点击此处观看更多国外大学毕业证:,德国哥廷根大学毕业证分享]如果你对纽约市稍有了解,你就会知道,由于招生名额不足,那里的幼儿园并不能满足所有适龄儿童上学的需求,而这也让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家长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折磨。
如果这只会促使你去想,“为什么不多办一些幼儿园呢?”那你肯定不是梅洛迪·斯蒂文斯(Melody Stevens)——一位来自新泽西中部、致力于从供应端解决这一问题的商人。史蒂文斯女士的新学校位于布鲁克林公园坡的一栋新建公寓楼中,目前尚在修建中,校名为“莫扎特和爱因斯坦学校”(Mozarts and Einsteins);这一名称是经过一段时期的深思熟虑后确定的,而在此期间,诸如“斯特拉文斯基和扎克伯格”(Stravinskys and Zuckerbergs)等校名在提交专门小组讨论后被拒绝。
从今年9月起,该校将招收40名年龄为2岁-5岁的儿童,他们每周将会有35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在不同的教室学习数学、科学、阅读、钢琴、舞蹈、艺术、爵士乐、打击乐、芭蕾、戏剧、歌唱和西班牙语。史蒂文斯本人不是一个闲得住的人,先前曾做过音乐老师、创业家、商业顾问和作家。她最近写了一本书,名为《成为时间百万富翁:每天多赚一个小时的100种方法》(Become a Time Millionaire: 100 Ways to Gain an Extra Hour a Day),讲到要将自己的时间花在“高收益的活动”上。
在某种程度上,这或许可以笼统地概括现代儿童养育的问题——它关注的是产出,是将《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的思维模式应用到那些看到《怪物史莱克》(Shrek)中的凶恶场景还会哭的孩子们身上。但事实上,莫扎特和爱因斯坦学校并未收到数以百计的申请,校门也没有被挤破,这或许表明富庶的布鲁克林区还没有彻底被曼哈顿化。招生主任琳达·斯蒂尔(Linda Steele)告诉我,迄今为止该校只招到了六名儿童。
无论何时,都会有众多育儿趋势宣称某种育儿法占绝对优势或尤为突出,但有迹象显示,类似于“慢食”(slow food)运动的“慢养”(slow parenting)运动已经在纽约蔚然成风。过去这几年,华德福(Waldorf)教育理念开始复兴,这种理念推崇在早期通过创造性游戏和模仿来推动学习,并且将阅读年龄推迟到七岁左右。在布鲁克林,你会听到妈妈们经常提及育儿大师、《简单父母经》(Simplicity Parenting)作者金·约翰·佩恩(Kim John Payne)的名言,这位作家倡导让孩子占有的物质更少点,将日程排得轻松些。近年来,布鲁克林的贝德福德-施托伊弗桑特和下东城都已开设了华德福学校。
两年前,乔伊琳·霍尔德(Joylynn Holder)和丈夫查理·福斯特(Charlie Foster)创建了“布鲁克林森林”(Brooklyn Forest)项目,他们俩均毕业于长岛的华德福学校。项目在展望公园(Prospect Park)为幼儿提供一系列秉承华德福教育理念的课程,其日程安排基本上就是参加一些脏兮兮的活动,或者寻找树枝搭建圆锥帐篷等。刚开始时,项目只有七名学生,而现在则有200名,而且还准备扩张到中央公园。
在过去的20年里,森林学校已经成为欧洲教育流行开来;在荷兰、斯堪的纳维亚以及其他推崇精美木制玩具的地区,你都会找到这类学校。在布鲁克林,参加课程的学生就像是专业的渔夫,他们挖泥,堆泥球,玩蚯蚓。在周一到周五,每节课为90分钟,据我观察,有时孩子们还想尝尝蚯蚓的味道。学校并不鼓励这么做。学校同样还不鼓励让学生说“谢谢”。在他们看来,礼貌应从身边的榜样学起,而不是告诉他们怎么去做——凡事都要真诚。
课堂上,老师不会向孩子发号施令,而是用诸如唱歌的方式来引导他们从活动的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阶段,比如从堆泥球过渡到洗手,这是因为歌曲尤其是轻柔的歌曲可以让人平静下来。孩子们可以享用零食,其中包括福斯特先生为每个班烘焙的全麦面包。与面包配着吃的是切片苹果和萨斯卡通浆果茶,果茶专门从加拿大订购,盛在小小的白瓷杯里,所有零食都放在一辆红色的玩具沙滩车后座。完成这一切,30岁出头的霍尔德女士和丈夫就可以胜任完美的布鲁克林区的形象大使了。
这些细节或许会让人以为,这对夫妇热忱得过了头,想法过于偏门,或者脾性让人受不了,但事实并非如此。霍尔德并没有对所有另类教育理念持来者不拒的态度,比如说,她认为四处开办讲习班和研讨会的“简单父母”运动“类似于传销骗局”。
“在华德福学校,让孩子待在人工制造的泡泡里,这很重要。”在与一群孩子走进公园时,霍尔德女士说:“泡泡!刚上大学的时候”——她读的是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我经常哭,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知道有贫穷和压迫存在,说实在的,这些事情你肯定不到17岁就知道了。”
去年有一天,霍尔德女士接到了班上一名孩子的祖父打来的电话,对方对这个与“嬉皮”机构提出了质疑。他问学校的目标是不是让学生区分特定的鸟禽或动物,或学习基于事实的自然知识。“你们想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他问她。
“我告诉他说,我们并不想‘实现’什么东西,”霍尔德女回忆说:“这关乎一种慢生活,是要让孩子们坐下来,吃由我亲手烤的面包。而且这些面包不是用面包机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