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弗里堡大学毕业证样本烫金|如何把中国历史教科书翻译成英文
这些来自中国、美国与其它国家的本科和研究生参会代表正期待着下一个演讲嘉宾。作为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哥利国际问题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下属的学生组织，斯坦福中美学生论坛（Forum for American/Chinese Exchange at Stanford，简称FACES）会请来诸如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这样的重要嘉宾，引发学生探讨中美关系问题，前一天，代表们刚刚与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讨论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底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不料，当天一大早迎接他们的却是这项让人有些疑惑的“作业”。
代表们随即被分为小组，每组大多由两个美国学生和两个中国学生一同进行翻译。他们拿到的中文原文摘编自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必修课本，所选的10个话题涉及不同领域，涵盖了思想政治课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下价格和市场的关系、政治权利和义务、选举方式、爱国，但更多内容侧重于历史、中美关系和政治制度——从雅典民主到殖民主义，以及罗斯福新政、冷战和朝鲜战争，到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华。
摘选的文章篇幅并不长，来自中国高校的参会者都具备英语能力，而美国代表们可以用地道的英语呈现翻译后的内容，因而将官方的教科书内容由中文翻译成英文的任务本身理论上并不复杂。但中国学生发现，在短时间内向他们的美国同伴清楚阐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团结统一”“资产阶级自由化”背后的意涵，仍非易事。20分钟后，全场依然没有一组完成翻译。
这时，参会者又收到一份英文材料——上述话题在美国教科书中的对应段落。起初代表们普遍感到如释重负。然而仅仅几分钟后，他们就意识到，这项任务不仅没有变得更轻松，反而更加艰难了，因为这些摘自美国高中先修课程(Advanced Placement)历史和美国政府与政治教材的内容，与中国教科书中同样主题的内容大相径庭。
“所以我们不但要完成翻译，还要比较美国和中国教材的异同，对吗？”一个参会者此时洞察到了我们的本意。
“假使没有翻译，我们则无异于处在言语不同而彼此隔绝的省份”。策划这场活动时，负责筹办此次会议运营的我在指导文件的开头引用了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话，但隔绝并未止于此——正如我们当天即将发现，即使有了共同的语言，从小所受的教育也俨然把彼此塑造成了不同的人。
我在江苏南京就读初中二年级时，第一次体察到了不同教材叙事差别带来的震撼。和中国所有公立学校相同，我们也采用了依据官方的课程标准所编纂的历史课本。一天，我在互联网上发现了一份电子版的台湾教材——《高中历史教科书下册》（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原系主任王仲孚主编，于2000年初版，2004年再版的）。那时正学到抗日战争，我也因此仔细留意了该书的说法——整场战争是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战略仅仅是“七分发展，两分应付（国民党政府军），一分抗日”。
这样的描述让我感到很不适应。根据我自己的教科书，以及小学以来的所有教育，中国共产党才是对日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互联网上的争论没能给我提供更多信息——网民不出所料地分成了两派，一派坚定认为台湾的说法夸大了国民党的功绩，旨在污蔑中共，另一派则认为中共一直在利用教育“洗脑”。
对于“中国人深受教育洗脑”的看法，许多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包括我的不少朋友，都非常反感这种刻板认知。去年9月，我刚刚来到斯坦福的迎新期间，室友一家搬进宿舍时饶有兴致地同我聊起中国的情况，我提及了中国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问题。室友的妈妈很惊讶，“你的想法好自由！我本以为你一直在中国接受教育，对政治问题的看法一定是很正统的。”
类似的言论——中国人处在政府的信息封锁之中，对外界缺乏了解，因而思想保守——不少国际媒体以及YouTube等网站的评论栏都十分常见，而且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其呈现的语气远不如我室友的妈妈和善。
但这种看法是对一个复杂问题的简单化。教科书中的记载可以分为事实陈述和观点灌输两部分，而对于任何观点，每个人都可能产生自己的判断。在中国高中和大学的中国近代史和思想政治课上成绩最为优异的学生，未必真的认同教材中强调的观点，诸如相信教科书中所谓的“等额选举”——候选人和当选人数量相同，选民只可投票赞同或反对的选举形式，当前在中国各级选举中广泛运用——真的具备官方宣传的种种优势。近日，加州大学美熹德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Merced)政治学者黄海峰的研究显示，学生在思想政治课中的表现与其对政府的观感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对中国一所高校1250位大学二年级学生的调查结果表明，“与传统看法不同，官方宣传常常并非用于灌输亲政权的态度和价值观，而是用于彰显政府维持社会控制及政治秩序的力量”，黄海峰在论文中写道。他发现，“从思想政治教育中接触了更多官方宣传的中国大学生并未更满意于中国的政府体系，而是更倾向于认为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强大有力，从而更不愿意参与政治异议活动。”
然而，对于事实陈述而言，稚嫩的学生如果不加仔细甄别，几乎无法判断教科书中呈现的版本是否存在谬误，尤其是诸如历史这样无从于现实经验中考证的学科。况且历史学科的性质本身就使得官方教材编者极易在事实陈述中筛选对于自身统治有利的部分，而忽略不便讲述的内容。另一方面，事实是观点判断的基础。改变一个高中时形成的观点可能比较容易，但修正对高中课堂——甚至更早——接触到的“事实”，则极为困难，因为人们会将这些事实本身视作理所当然的公理。
这一点，纵使迈入了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也是如此。2015年台北举行的纪念抗日战争70周年的会议上，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前局长傅应川便在论文汇报中引述了有关共产党“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的说法，对此，北京大学历史学家杨奎松特地以一篇长文回应，指出这一说法所引资料的不可靠，但双方终究各说各话，难以改变彼此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因而也难以改变双方的认同根基——“中流砥柱”为中共强化了民族主义层面上的合法性，而国民党对于中共策略的叙述也为其内战中的实力增添了理由。
共同的历史身份认同往往是凝聚国家的基础，与此同时，历史教科书作为教授历史事实的载体，时常成为不同民族和政治力量角逐的战场。日本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教科书于2005年通过文部省审定，其中内容被认为美化日本在二战中的行径，尽管在日本全国只有约百分之一的学校使用这一版本的教科书，但其修正主义史观依然在中国和韩国激起了大规模抗议活动。而近年来，对历史叙事控制权的重视，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国际层面，各地内部的不同政治力量间也点燃了新的烽火。
韩国自身也在去年底经历了教科书修改所引发的社会纷争。自2017年起，韩国中学历史课程将统一使用官方发行的教科书，而不再批准如今私营出版商的版本。反对派批评朴政府此举旨在为现任总统朴槿惠(Park Geun-hye)之父朴正熙(Park Chung-hee)的政变和专制统治涂脂抹粉，而韩国政府官员和保守派人士则认为，当今部分教科书对民主化以前的历史事实描述过于阴暗，宣扬“自虐史观”，不利于在国民心目中塑造正面的民族身份——无独有偶，“自虐史观”的用词与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右翼人士对该国大部分承认日本战争罪行历史课本的批判如出一辙。
台湾的课纲微调事件同样引人注目。愤怒的抗议学生闯入了教育部，一位主要抗议者甚至选择在20岁生日当天自杀。一般认为，反课纲学生主要抱有两点诉求：一是对于课纲内容本身不满，认为其削弱了台湾的主体性——例如将“中国”改称“中国大陆”，以反映台湾当局宪法名义上对包括台湾和大陆在内的整个中国的主权要求；同时，他们也反对通过这一调整方案的“黑箱”作业，据报道，由于公众发现政府选择的课纲调整专家大多同时任职于一家促进两岸整合的民间团体，而相对缺乏学科的专业训练，因而更加怀疑课纲调整过程中涉及“亲中”的政治倾向。
课纲调整背后的争议，反映了台湾青年一代对中国认同的不断弱化——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对台湾人身份认同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自己仅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的比例已从1992年的不到20%跃升至了2015年的近60%，而在此期间，台湾教材恰恰经历了多番改革，从1997年推行强化本土意识的《认识台湾》，到2007年民进党政府教育部提出《海洋教育与教科书用词检核计划》，将“两岸”改称“两国”，以“我国”指台湾而非中国。对此，王仲孚——上述台湾高中教科书的编者——发文表示，“这项政治改造工程的具体行动，就是从教育文化着手，改变青少年的历史认同，切割’台湾人’与’中国人’的意念”。
但国民党重新执政后，推行课纲调整时遭遇了阻碍——中国认同已然大幅减退的年轻一代，不再甘心回复到1997年前教材中大中国叙事的身份架构之中。可想而知，思想建立在不同历史教科书叙事之上的大陆与台湾年轻一代，沟通必将更加困难——因为沟通必须建立在寻求不同观点间的共同基础之上，倘若从小接收的事实就相去甚远，这一共同基础也就失去了根基。
因此，2015年11月两岸领导人习近平和马英九会晤中达成的最后一项共识——就抗战历史“共享史料、共写史书”——便显得颇有意义。据大陆的新闻报道，这一最早由学者于2009年形成的倡议经由习近平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提出，随后获得了马英九的积极响应。相应的研讨会也立即在北京举行。虽然这些提法和活动迄今为止仅仅停留在象征层面，考虑到双方对这场战争的描述大不相同，这份共识依然值得后续关注。但是抛开政治考虑不谈，弥合分歧远非易事——即便是在38个年轻人的学术讨论会中。
论坛举行几个月前的预备会上，FACES社团内部就开始思考，以何种方式引导参会者自由讨论历史与政治方面的教育对身份认同的影响。过去的一年里，身份认同一直是中美两国所面临的重要议题——在中国，新疆的紧张局势和香港“占中”引发的身份认同危机使这一问题格外关键；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一位非洲裔青年遭到白人警员射杀后引发的弗格森(Ferguson)暴乱见证着种族冲突的严峻。因而我们一致同意在此次会议中用自然的方式，从根源切入这个有些敏感的问题。
“假如一个移民出生后不久就来到了美国，而另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公民一直在中国长大，作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你更会和谁共享同样的’美国身份’呢？”我问白磊。
“当然是前者。”他立刻回复道。
“为什么？”
这次他想了一会，然后说，“我觉得我们都共同经历了美国高中体系的教育，这一点至关重要。”
于是，我们定下了这场教科书讨论的基调。
与我们最初的料想不同，当天FACES的会场上，即便是对中美关系非常敏感的参会者，首先也并没有直接关注到中美教科书的历史叙事差异，而是着重于强调两者之间不同的语言风格。翻译到一半时，一个来自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的美国代表发言说，“我们的课文充满了感情丰富的描写，而中国的教材则非常平铺直叙。”
他谈到了我们选取的《美国画卷》(American Pageant)——美国使用率最高的历史教科书之一——对朝鲜战争的叙述：“这片朝日鲜明之地于1950年6月宣告了冷战中崭新而令人更为不安的射杀阶段。战事爆发于6月25日。以苏制坦克为先头部队的朝鲜陆军纵队隆隆开进了三八线的另一边。韩国猝不及防，仓皇败退至了釜山周围弹丸之地的近海防卫区。”相较而言，中国的中学《历史》教材只用了一句话来表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但随着翻译过程的进展，不同文风背后的叙事差异也开始浮现。参会者注意到，当美国教科书在下文里突出呈现杜鲁门总统对于朝鲜战事的反应时，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科书中同样简洁的描述——“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反映了一种不同版本的历史“事实”。
一些美国代表显然觉得“美国侵略朝鲜”的说法颇为新鲜，但几阵笑声之后，参会者们也意识到：如此，美国中学生对这一段近代史的认知汇集于“朝鲜侵略”和“中国干涉”，从而强化了美国在冷战中守护民主的身份认同，而他们的中国同龄人对同一段历史的认知则是“美国侵略”，从而强化了中国保卫朝鲜不受美国干涉的身份认同。
当天下午，参会代表同美国前驻韩大使凯瑟琳·斯蒂芬斯(Kathleen Stephens)讨论了这一发现。斯蒂芬斯指出，这一观念塑造上的差异虽然最初来自于历史教科书的叙述，但其效应并不仅限于历史认知，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美两国的人民对当今的朝鲜局势的看法。
近日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中美公众的不同态度立即印证了这一观点：
虽然两国都对朝鲜的行为表达了不满，但中美双方的政府，以及部分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公众，已开始就朝鲜问题的责任归属互相指责。他们之间的分歧可以追溯到60余年前那场在朝鲜战场发生的、迄今尚未正式终结的战争，以及两国教科书以此塑造的不同认知。包括约翰·克里(John Kerry)以及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在内的美国官员和政客提出，只有中国得以施压阻止朝鲜对于核武器的企图，因而中国必须施加更为强有力的措施。针对美国政府的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反驳称，“半岛核问题的由来和症结不在中国，解决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中国，”而《环球时报》的社评指责了“美国坚持敌对朝鲜政策”，都认为这些旨在孤立该国的行为强化了平壤当局的不安全感。
诸如朝鲜半岛无核化这样中美两国间不存在根本分歧的问题上，不同的历史叙事和身份塑造都可以造成认知失调，当其它问题触及更为敏感的领域时，双方又应当如何交流？
克服这种身份认同上的隔绝比克服语言壁垒更不容易。根据政治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说法，“印刷资本主义”的普及，让使用同一语言的民族得以在报纸和书籍的感召下形成一种想像的共同体意识。从这一角度看，教科书便是此种感召力在当代的最佳体现——教材中的文字给学生灌输的思想和身份认同，在不同成长背景的人之间竖起了更高的交流屏障。
当天的翻译活动结束时，整个会场不自觉地陷入了沉默——比最初美国代表们面对陌生的中文文本时更为寂寥。这或许是由于没有人可以提出有效的化解隔绝的方法，之前也从未预料到这种隔绝有多么严峻。
但至少，现在我们看到了隔绝的屏障设在何处。
过了一会儿，一个来自新加坡的参会者打破了沉默。她说，自己在翻译过程中意识到，塑造观念的过程，甚至不必借助观点的灌输。
“仅仅呈现事实所用的语言本身，就足以反映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