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佛罗里达理工学院毕业证详解：当满腔热情遇到冷峻现实
临床医学专业的罗祎明同学来到社区，给居民们讲解儿童常见病。
临床医学专业的罗祎明同学来到社区，给居民们讲解儿童常见病。 COURTESY OF PKU STUDENT-RUN FREE CLINIC
自2010年创立以来，阳光爱心诊所现有志愿者近300人，全部为北京大学的学生，大部分来自临床医学系学生，也有十几名学生来自生物学、牙科、公共卫生专业。共计开展义诊活动25次，累计收入85名患者进行免费体检及健康档案的建立，其中68人已经接受免费治疗。
同学们请来了北京国际医疗中心的Dr. Gilbert Shia（谢吉伯），去养老院给老人们体检。
同学们请来了北京国际医疗中心的Dr. Gilbert Shia（谢吉伯），去养老院给老人们体检。 COURTESY OF PKU STUDENT-RUN FREE CLINIC
47岁的郭梅是义诊所最早也是最忠实的患者之一。义诊所刚成立时，医学生们连最简单的病人来源都不知道从何入手，只能从北京大学医学院周边的社区找起。郭梅与义诊所结缘于社区委员会的介绍——她和儿子住在花园北路一间低矮老旧的平房里已经快20年了，周围邻居都知道她生活困窘，留心帮忙。
义诊所的同学们在牡丹园社区进行义诊活动。
义诊所的同学们在牡丹园社区进行义诊活动。 COURTESY OF PKU STUDENT-RUN FREE CLINIC
郭梅生于北京，患有多囊肾，这是一种较为严重的遗传性疾病，可累及包括肾脏、消化道、心血管等多个系统。她因为这种病，常常感觉疲劳，有时会出现尿血。后来又添了贫血、高血压等多种毛病，但每月不足1000元的收入，令她连医院的挂号费也负担不起。
2010年，阳光爱心诊所的学生们主动找到了郭梅，第一次听说义诊所的学生在做周边社区无医保人群调查，她非常开心，因为既可以得到比朋友更专业的疾病咨询，又可以省下去医院看病的高昂费用。他们为她安排了专门的负责人进行了基本的体检，由于义诊所没有处方权，医学生们还帮郭梅挂了北医三院的号，进一步检查诊治贫血、多囊肾等疾病。医院给她开了药，义诊所拉到了一笔赞助，能给她每年报销600元的药费，解决了她最基本的治疗问题。
为郭梅拉来赞助的，是义诊所创始人之一的扎梦裔。扎梦裔曾是北大医学院学生，现在就读于达特茅斯医学院学习临床医学。2009年，她参加了“全美学生运营免费诊所”(Student-run Free Clinic, SRFC)大会，于是想把这种概念和运营模式带回中国。美国最早的学生运营免费诊建于1997年，由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创立。全球范围内，目前有超过90家高校建立了SRFC，主要集中在北美。它们旨在为无医保人群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也为医学生提供一个实践交流的平台。
2010年，扎梦裔招募6名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同学，参加医疗大会并参观5所美国免费诊所。回来后与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校医院达成了协议，确定了诊所地点、药品管理、运营模式。一次偶然的转机停留，扎梦裔认识了美国匹兹堡的医生詹姆斯·韦瑟斯(James Withers)。他成长于医学家庭，毕业后在匹兹堡大学医学院做教授，同时也在运营自己的街诊(Street Clinic)诊所Operation Safety Net，希望把街诊和免费医疗的理念推广到全球范围。2010年8月，韦瑟斯捐给爱心义诊所第一笔资金；有了这笔启动资金支持，年底阳光爱心诊所正式成立，成为亚洲和中国首个学生运营免费诊所。直到现在，韦瑟斯医生都很关心诊所发展，并且提供至少每年1000美金的赞助。
“让我们这代医学生在最初的时候就看到民间疾苦，以后工作就不会对这些农民工或者流动人口产生歧视，对缓解医患关系也有好处。没踏入社会之前，通过这些公益活动，将真正为病人考虑的理念一届届薪火相传。虽然做这件事真的特别辛苦，医学生平常课业和实习负担就很重了，但做这件事让我觉得很快乐也很有意义。”扎梦裔在谈到开办诊所的初衷时讲到。
义诊所现任负责人刘奕君则看到了诊所在发展中面对的现实困境：“行医资格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核心问题。因为法律限制，我们医学生没有诊疗权利，能提供的帮助仅限于简单的体检，后续的开处方和诊疗仍然存在现实困难。我们最初的设想是借北大校医院，鼓励受助人群到校医院就诊。虽然校领导同意由校医院承担医疗风险，但流动人群自主自愿持续去校医院就诊可行性仍然不大。而且现在大部分治疗费用都靠社会募捐，大病的报销还是没有保障。”
刘奕君介绍说，相比美国的学生免费诊所，北大的学生义诊所必须要根据现实条件调整思路与理念。美国的学生免费诊所目前已相对成熟，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医学院将学生参与免费诊所列入服务课程的一部分。由于真实的美国医院和学生诊所的环境、服务流程基本一致，参与活动对课程和考试，以至未来实战练习帮助极大。另外，美国的义诊所平均由9名学生及2—3名有执业资格的医师组成，行医资格方面不存在法律问题。而目前北大阳光爱心诊所只有一两名医师，并且极少参与活动，由于没有法律和保险保护，义诊所诊治过程中可能出现医疗事故，这加重了学生和医师的顾虑。最后，爱心诊所的资金和所需硬件来源也是阻碍它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有一些医疗器械公司捐赠产品给义诊所，但由于严格的限制，药物不能够由医药公司捐赠，只能从校医院购买。所以诊所的服务方式也在渐渐出现转变，原本曾主动出击，去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进行健康普查，但由于覆盖面太广，资金缺口太大，现在收缩为面向周边没有任何医疗保险、月收入低于1150人民币的居民，除了提供免费诊疗，也将提供健康教育、体格检查列入主要的服务项目。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系2010级学生夏之雨是在去年加入了义诊所，成为志愿者，她对诊所的前途一度感觉十分迷惑：“一年前，诊所还没有这么成熟，对患者能做的仅仅是第一次的身体检查和之后的药品报销。所以我有碰到患者非常直接地把我们当做‘金库’。那段时间我对我们诊所存在的意义很迷茫，因为跟最初的想法很不一样，以至于我甚至怀疑这件事。”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有过犹疑，但夏之雨还是坚持了下来，“很多病人特别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生病了也不会去看，因为没钱。对于我们做的事，不管多小他们都会感恩。”
“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这是铭刻在很多医生心中的箴言，义诊所的学生们也在以自己的微弱力量，帮助着他们的病人们。他们伸出的援手，给了几近绝境的郭梅希望。她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险，因为身体原因，她只能断断续续打工，作为单亲妈妈勉强维持自己和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儿子的生活。生活如此窘迫，医院一次挂号费5元，这对于一个一天菜钱才7元的家庭来说不是轻易就可以花费的支出，所以她几乎不去医院看病，每个月花25元买一盒用于降压的利血平，为了省钱，只在感觉不好时才吃一回。有医生嘱咐过郭梅，利血平对她已经不起作用，但迫于经济上的压力，她没有换药。她兜里一直揣着速效救心丸，感觉心口疼得难受时就吃几粒，但她甚至没有去医院确诊自己心脏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也不知道这药到底能不能吃。
现在郭梅的气色比2012年照片上的样子好了很多，她能定时吃上对症治疗的药了，脸上有了血色，血压趋于正常。她现在的愿望就是能在义诊所的帮忙下，尽快恢复健康，好找份工作。
当年郭梅和年纪尚幼的儿子常常遭遇家暴，冬天寒夜睡在热被窝的儿子曾被自己的父亲一把掀开被子抱起扔到冰冷的水泥地上，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有轻微自闭症。义诊所的医学生们常跟母子俩聊天，调节心理问题。“今年儿子中考，我特着急，他们经常来劝我宽心，这不考试结果还不错！我特别感谢这诊所，这些医学生关心我就跟家人似的。他们每次组织讲座、体检我都去，各方面都帮了我大忙。”提起义诊所，郭阿姨一脸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