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畿大学毕业证详解：自由心智教育来到国内还能自由吗？
不过，首批295名学生并没有真正的校园，他们当中有一半是中国人，还有一半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栋规划15层的教学楼正在施工。授课会在纽约大学的合资伙伴，华东师范大学进行。有一个恰当的比喻：这是一个不十分真实的校园，实行的是一种不十分真实的人文教育。
2011年4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人文交流”会议上，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对纽约大学校长约翰·塞克斯顿(John Sexton)大加赞赏，称赞他“拥有的视野，能让他在国际舞台拓展纽约大学的地位、同时维护学校的卓越声望和教学自由”。
不过，塞克斯顿意指的“自由”似乎具有弹性。那一年晚些时候，他对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说，“在区分学术自由权利和政治言论自由权利方面，我毫无问题。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这种陈述出自一名宪法学者之口让人震惊。和纽约大学于2010年在阿布扎比开设的独立分校引发的争议一样，上海分校对塞克斯顿在国内迎来日渐低落的人气，起到了促进作用，该校最大的人文和科学学院在今年3月对他投下了“不信任”票。这两所海外分校主要是由外国补贴资助的。
塞克斯顿似乎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经历一无所知，该校的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在中国南京拥有一所长期的中心，该中心在政治讨论方面面临限制：一部和1989年的天安门民运事件有关的纪录片在校内公映时被叫停，一名美国学生被禁止在校外分发他创建的期刊，上面刊登了同学们的文章。
外交官们有充足的理由鼓励与重要的战略国家之间的教育合作。在美国，高等教育面临巨大的压力——奥巴马总统通过评级使学校收费更合理、更可靠的计划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情不自禁地往生源迅速增长（或者生源丰富）的国家进行扩张，以此来筹集资金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如果把目光越过外交官们音量渐高的空话，你会发现，在全球各地奔波的校长和董事会成员，正在定义他们对人文教育涵义的预期，就像企业以另一种眼光，看待他们在海外对劳动力和环境的卑劣作为一样。当然，这其中的不同在于，大学的使命是质疑这种安排，而不是促成这种安排。
我不反对在富裕国家、威权国家、或二者兼具的国家开展法律、商业、医学和技术培训方面的合作性研究项目。在这些国家，有许多学生想要开拓他们的社会和政治视野、以及职业技能。可是，把能和言论自由一分为二的质询自由摆在他们面前，往最好听的说，是天真幼稚，往最难听的说，是犬儒主义。
也许没有哪个例子能比我任教的耶鲁大学(Yale)更充分地体现这种犬儒主义。该校和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合资创建一所新的本科学院的决定，引发了理查德·C·莱文(Richard C. Levin)长达20年的校长生涯里最为激烈的一次争议，他在今年夏天退休时，还顶着耶鲁大学校长的身份，一年前的这个时候，一项非约束性的院系决议对该项目提出了严肃的质疑。
耶鲁承诺，在由新加坡建设并出资的校园里，耶鲁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合资学院新雇佣的教职员工，将会“重新思考自下而上的人文教育”。新加坡是一个严格限制言论自由的威权制城邦国家。
“我们理解的‘自由’必须是更广意义上的自由，而不是绝对的自由，”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委员会负责人、女商人郭凯(Kay Kuok)对政府控制的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表示。“是思想自由；我指的并不一定是表达自由。”
莱文承诺称，学生将能够自由组建社团，“前提是不排斥种族或宗教群体。”但其新加坡校区校长伯里克利·刘易斯(Pericles Lewis)却称称，学生不能自由成立有明显政治意味的协会，更不能抗议政府政策，即便是在校园内。
“在一个言论自由受到限制而非禁止的东道主国环境内，学校教职工会进行自我审查，而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真正的通识教育会遭遇阻碍，”去年在一封批评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的信中，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警告道。信中提出了耶鲁没回答的16个问题；后者甚至没有向教职工披露新加坡项目的协议的完整内容。
按照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今年的排名，新加坡的新闻自由程度在179个国家中排在第149名——比去年的第135名有所下降。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克莱蒙特学院联盟(Claremont Colleges)及位于英国的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在拒绝新加坡提出出资在该国建立文理学院的提议时，便提到了对学术自由的担忧——之后，耶鲁接受了同样的提议。
学术自由并非受到威胁的唯一理念。2009年，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adison)收到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的邀请，请其帮忙建立一个生物科技教育项目，美方没有接受这个邀请，反而提出设计一个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而这正是受到倡导劳动权利和开放政府的“威斯康星思想”的启发。最后，一个十分不同的项目得以建立：一所耗资20亿美元的大学，它由一个包括麦迪逊大学在内的联盟运行，以独裁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A. Nazarbayev)的名字命名，后者在校董会有自己的代表。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和其他组织纪录了发生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广泛侵犯劳工权利事件，那里的移民工占阿布扎比居民人口的70%多，但却享有极少法律保护，而他们仍在奢华的旅游和居住点萨迪亚特岛修建纽约大学的校区。
当独裁政权用金钱买来美国大学的声望和人才，他们是“用捷径走完一个需经过数百年发展的过程，”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前院长哈里·R·刘易斯(Harry R. Lewis)最近在《南华早报》(South Morning Post)上写道。
大学争相疯狂扩张，反映出的更多是其根本性弱点，而不是贪婪的、帝国主义扩张，即大学不仅受到财务和市场的压力，还在教育目的和任务上出现偏差。大学校长认可了这样一个错误的前提，即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及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等思想者所赞同的观点：实现经济自由化的国家也会实现政治自由化。大学需要在教学方法上、甚至是政治层面上恢复一种“传教式”的、寻找自由的方式处理与东道主国家关系。或者它们应该学习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和其他大学的模式，建立学校的印记少得多的学习中心而不是全面发展的校区。
最好的情况下，通识教育培养了未来的公民领袖质疑而不是单纯服务于权力和利益集中的价值观和技能。抛弃这种理念的大学则也在自毁声誉，成为通识教育质量下降的注脚；把自己变成服务于置共和政体和道德准则于不顾的全球管理类劳动大军的职业发展中心；也让它们在国内外颁发的学位证书的价值不断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