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布鲁内尔大学毕业证：褪色的英国梦
我第一次见到杨金凯（音），是在他登上飞机前往美国两天前。那天，雾霾笼罩在他的家乡、工业城市沈阳上空，把太阳变成了一团鬼影。这名16岁的少年在他家的公寓里踱来踱去，妈妈则给他的行李箱贴上标签，在里面塞满了舒适家居生活所需的东西：加绒睡衣，筷子，方便面。她指给我看将会留在儿子卧室中的一件孤零零的纪念品：她的独生子的一幅真人大小的绣像，用熠熠生辉的金线绣成。“我一整年都在绣这个，”她说。“我知道这一刻终将到来。”
杨金凯从未出过国。但他已经为了在美国的新生活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科尔宾(Korbin)（“听上去像美国人，对吧？”），对即将到来的冒险之旅充满憧憬。“会是一段神奇的经历，”他说。“我会交很多美国朋友。我想找个美国女友。或许”——他喵了父亲一眼——“我还会弄一把枪。”整个夏天，科尔宾一直通过观看美剧《犯罪心理》(Criminal Minds)学英语，也许刷剧热情有些太高了。
即便是在中美两国关系趋冷、彼此敌视之际，中国学生赴美的大潮依然有增无减。目前约有37万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在美国的高中和大学注册，是十年前的六倍还多。他们的经济影响——商务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的数据显示，他们在2015年为美国经济贡献了114亿美元——已经把教育变成了美国对中国的顶级“出口品”。
这是一个怪异的历史时刻：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里的精英，纷纷将其独生子女，即中国以前的一孩化政策的产物，送进地缘政治对手的学校。然而，中国的统治阶层一心想让子女接受西方的自由教育，几乎将其视为某种护身符。中国的教育以死记硬背为重心，培养出了一些世界上最善于应试的人，但很多中国家庭的担忧与大众印象中的虎爸虎妈的担忧截然不同。他们忧心于激烈的竞争会让他们那备受呵护的子女付出怎样的代价，他们怀疑子女的创造力正在被扼杀。习近平主席眼下领导着一场在中国学校里清除西方影响的运动，但就连他也允许自己的女儿到哈佛大学(Harvard)读书。根据上海的一家研究公司在2016年开展的一项调查，83%的中国有钱人打算把子女送到国外的学校里去。这项调查显示，富豪子女出国留学的平均年龄从2014年的18岁下降到2016年的16岁——这是首次降至读高中的年龄。
2005年，在美国高中注册的中国学生只有641人。到2014年，中国学生的数量达到4万人，十年间增加了60倍——目前几乎占到美国高中国际学生的半数。“家长们意识到，如果想让孩子进入美国的顶级大学，就必须早做打算，”融尚私塾(Shang Learning)创始人雪麑(Nini Suet)说。“人们正寻求拥有他们能够拥有的一切优势。”融尚私塾是总部位于北京的一家精品咨询公司，旨在帮助中国孩子做好迎接美国寄宿学校生活的准备，并帮助申请那些学校，收费2.5万至4万美元不等。
在公开宣称“美国优先”的新一届政府入主白宫之际，这种现象还能持续多久是个未知数。它在中国已经遇到了阻力。经济放缓让家庭储蓄有所下降，货币贬值则让美国教育变得更加昂贵。中国学生的基数也变小了：过去十年间，18至23岁人口的数量下降了将近四分之一。
[《留学国外》推出每日留学信息，为你介绍时报当日的重点英文报道，并推荐部分已被译成中文的精选内容。新读者请点击此处观看更多国外大学毕业证，英国布鲁内尔大学毕业证]
但迄今为止，中国学生的留学热潮仍未降温，其原因不仅在于中国方面的推动，还在于美国方面的招徕。每一个进入美国学校——不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大学还是高中——的中国富人孩子，都会带来乘数效应，这意味着整个社区都得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购买力的支撑。
至少希望是如此。现实则没那么简单。极度渴望美国文凭的中国家庭花的钱，有很大一部分流入了那些把它们和极度渴望现金的学校连结起来的中介公司囊中。这种配对产生了不同寻常的结果。《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的一篇文章称，将近60％的高中生最终都去了宗教学校，尽管他们来自世界上最大的无神论国家。（这些以信仰为基础的学校所传递出的关于安全、纪律和道德价值的信息，颇受其家长的认同。）另有一些孩子实际上进入了文凭作坊，他们由此可以获得签证和文凭，但几乎不受大人的监督。
美国高中毕业典礼上的中国学生。
美国高中毕业典礼上的中国学生。 MARK PETERSON/REDUX,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公立高中成了最新的前沿阵地：中国“空降孩子”（人们对该群体的称呼）目前只有不到5%就读于公立学校，但在私立学校学生人数趋于饱和之际，美国的某些学区已经开始依赖他们来充抵预算削减、增加文化多样性。
要论与中国的关系之密切，几乎没有哪个地方能与底特律郊外的密歇根州牛津学区相提并论。2010年，牛津镇寻求建立首条把中国学生引入公立高中的通道。这一通道体现着牛津镇高中“我们以地球为教室”的座右铭，还给该校带来了学费收入。随着外国学生的数量日益增长，其他中西部学校也开始效仿牛津的成功模式。但当北京一家教育公司提议为中国学生建造一栋耗资数百万美元的宿舍楼时，一场社区斗争随之而来。
机缘巧合之下，沈阳的科尔宾一家站在了牛津试验的起点上。他的父母是在时常闹饥荒的农村长大成人的，没受过很好的教育。他父亲杨怀国（音）移居沈阳，在依靠锅炉修理和房地产生意发家前，曾以收废铁为生。但他很担心科尔宾的教育问题，以及中考和高考这两场决定中国学生未来的入学考试所带来的严酷学习压力。他似乎看不到任何出路，直到科尔宾的学校与牛津合作，开办了国际分部。条件很诱人：参与该项目，读完十年级以后，科尔宾便可以在牛津高中读两年书，直至毕业。
他父亲坚称这不仅关乎家族的荣耀或者未来的工作前景。“我一直都没那个机会，但我希望我的儿子能明白，”他说，“世界不只是沈阳，也不只是中国这么大。”
初到牛津，看到截然不同于中国东北地区的蓝天，发现竟然没什么摩天大楼，科尔宾颇感震惊。他通过看电视得出的印象是，整个美国都应该是纽约那样的。除了主街和一些百年老店，牛津（人口为3500人）有的只是砾石坑和马厩，林木覆盖的社区以及一条单排商业街，那里有着当地唯一一家中餐厅。科尔宾的寄宿家庭住的房子位于一个绿荫环绕的巷尾，车道上方安了两个篮筐，后院里放着一张蹦床。一夜之间，科尔宾有了四名长着金发的美国手足，以及一位寄宿妈妈，他直接管后者叫“妈妈”。他的寄宿爸爸曾是汽车业的一名工程师，认为中国是导致成千上万个工作岗位在最近一次经济衰退中流失的罪魁祸首。
科尔宾完全沉浸在美国文化中：美式橄榄球，逛量贩超市，甚至去过一个拥有自己的摇滚乐队的巨型基督教堂。在美国冒险之旅中，他并不是孤身一人。密歇根州已经成为赴美国公立高中求学的中国留学生极为青睐的目的地，数十名来自沈阳的孩子就住在附近。科尔宾和另外23名学生之所以来到牛津，是因为参与了中国的一个学业项目，该项目的中介机构BCC国际教育集团(BCC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Group)跟牛津高中有合作关系。此外，这里还有总部位于北京的为明教育集团(Weiming Education Group)带来的19名中国孩子。这两帮孩子的交集不太多，在某种程度上因为为明教育集团的学生住在罗彻斯特学院(Rochester College)的一栋宿舍楼里。该学院是一所提供博雅教育的基督教学校，与牛津的车程为半个小时。科尔宾对自己能寄宿在美国人家中感到幸运。
他的美国生活与前辈们的生活天差地别。第一批中国留学生赴美是在文革结束后——接着是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之后——当时很多人都非常穷，为了生存要去捡易拉罐或者当清洁工。现如今的中国学生一般都比其美国同学，尤其是公立高中里的美国同学富裕得多。在牛津，看到中国孩子炫耀各个版本的新款iPhone（科尔宾只有一部），即便是中产阶级出身的美国学生也会羡慕嫉妒。中国孩子兜里动辄揣着成百上千美元现金，而且通常每天都要换一双名牌运动鞋——耐克(Nike)、彪马(Puma)、阿迪达斯(Adidas)。科尔宾的中国室友奥斯卡·寇(Oscar Kou)喜欢谈论他父亲的多辆豪车，曾花数千美元买了一部功率特别大的笔记本电脑，结果把寄宿家庭房子里的保险丝都给烧断了。
交美国朋友并不像科尔宾想象的那么简单。牛津高中总共有1845名学生，中国学生总是在走廊里围在一起，用普通话交谈。科尔宾渴望和美国同学交流，但每当他试图这样做，谈话都会因为他弄不懂他们的文化指涉或俚语而冷场。不过，科尔宾对自己的任务并不讳言。“我是一个中国男孩，”他告诉班上的同学，“但我非常非常想交美国朋友。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他最好的机会或许出现在那年秋天的返校日舞会上。在迪斯科闪光球发出的眩目光线下走来走去的科尔宾鼓起勇气，邀请一个美国女孩共舞。她只是大笑。找另一个女孩，再次被拒。最终，第三次邀请获得了成功——恰逢一首慢歌响起，跳舞的人变换队形，两两相拥。科尔宾停下脚步，手臂垂在身侧。“我完全呆住了，”他说。那个女孩走开了，重新回到朋友们身边，留下科尔宾独自发愣，琢磨着一个中国男孩是否永远也无法在美国找到自己的节奏。[《留学国外》推出每日留学信息，为你介绍时报当日的重点英文报道，并推荐部分已被译成中文的精选内容。新读者请点击此处观看更多国外大学毕业证，英国布鲁内尔大学毕业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