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罗格斯大学毕业证解析:北京外来工子女的求学梦
北京一座豪华会所的脚下是一所打工子弟学校。 COURTESY OF THE YOUTH FOUNDATION
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各城市的进城务工人口大约为2.6亿，也有其他研究对这个数字的估测更高。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北京总人口为1961万，当中704万是外省来京人员。2011年北京秋季流动儿童总数为47.8万，占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人数的49%。这一数量庞大的学龄群体，散落在质量普遍不高的打工子弟学校和部分接收外来工子女的公立学校中。在北京大概有50万外来工子女，其中13-14万在打工子弟学校读书，需要缴纳学费——他们最基本的享受免费义务教育的权利未得到保障。
对于外来工子女来说，北京是个残酷的城市，严苛的规定导致大部分孩子难以挤入公立学校，而去年释放的的政策信号显示，外来工子女还将继续面对严厉到令人不可思议的教育与招生政策。但在目睹了这座大都市的繁华与机遇后，大多数的孩子不愿离开，他们想要成为新一代的城市人，想要在这里寻找教育与工作的空间，而各种非政府组织也在尽可能为他们寻找出路。
对于外来工家庭而言，最头疼的就是子女在京的教育问题。由于户籍限制，外来工子女不能在居住的城市升读高中或参加高考。之前中职教育大门仍向他们开放，然而2013年北京市教委出台异地中考新政，对外来工子女报考北京中职也设置了极高的门槛，要求持有有效北京市居住证明、有合法稳定的住所、合法稳定职业已满3年、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已满3年、其随迁子女具有北京市学籍且已在北京市连续就读初中3年学习年限的，方可参加中职考试。据《民生周刊》报道，北京某区教委职成科负责人证实，往年职业学校能够招收该区随迁子女1000多名，而今年该区毕业的2000多名随迁子女，能够通过异地中考资格审核的仅70多人。与北京相反的是，上海、广州等城市近些年来则在逐步放宽随迁子女的职业教育，比如上海的中职校已连续5年扩大对外来工子女招生，2013年有上万名这类学生在上海参加了中职学校招生考试。
宋映泉是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副研究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育经济学博士，长年跟踪研究北京外来工子女教育。他说：“北京的中职其实招不上什么本地户籍的学生，但是出于政治压力又不能开放给外来工子女。北京的公办教育资源其实是足够的。但是政策制定者不把它看成是教育问题，而是人口问题。”
也有人建议送这些孩子回到老家，但是在宋映泉参与的一项对于回流学生的研究显示，回老家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他说：“回去的话，就变成了留守儿童，产生的问题更大。全国妇联曾明确提出，要把留守儿童的问题化为流动儿童的问题。父母和孩子在一起，是任何事情都无法取代的。”除了与父母分开，回流学生还要面临从城市到老家的文化再融入问题，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听不懂老家的方言。学业上的压力和阻力就更大，北京打工子弟的课程安排和教学与老家的大相径庭。
京城数量庞大的外来工子女在质量不高的打工子弟学校完成初中后，老家回不去，在北京书也念不下来。“很多孩子初中毕业后就没有梦想了，”宋映泉说，“这是很可怕的。对国家，对未来，都是很大损失。”
北京多数打工子弟学校校舍简陋。
北京多数打工子弟学校校舍简陋。 COURTESY OF THE YOUTH FOUNDATION
自从2001年以来，在北京悄然出现了很多打工子弟小学，这些学校多数由民间个人或团体兴建，初衷只是为了解决老乡们的子女上学的难题。除了少数像同心实验学校和蒲公英中学这样的名校，由于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扶持，教学较为正规，其他多数是临时租赁场地，师资有限，仅能满足孩子们有地方去、有人管的需求。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吕绍青曾对北京一百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做过普查，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基本情况》一文中他写道，一些学校“办学条件极其简陋，学校往往缺乏一些基本的教学器材，诸如三角板、圆规等等……65%的教师是以前没有任何从教经历的，其中有10人是刚从职业高中、高中或中专毕业的学生，年龄最小的18岁。”由于学校普遍没有取得社会办学资格，政策稍有风吹草动就要面临关停的命运，孩子们像浮萍一样四处飘移。
在担任非政府组织的培训人员期间，我曾接触过很多外来工子女，真切地体会到他们的需求与希望。他们需要有方法、有爱心的志愿者和教师团队，需要真实的资讯，也需要严厉的、甚至歧视性的政策环境能稍稍宽松些，让他们得到向上发展的机会。然而这一切对没有资源、没有经济支持的外来工子女来说实在太艰难了。他们想要接受优质教育，往往意味着比城市孩子更艰辛的努力与牺牲，在更加混浊的迷雾中寻找资讯，甚至有可能为了手足读书而牺牲自己的前程。
靖明玲和靖明霞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家中还有一个弟弟靖明刚，这三个孩子的故事或许可以鲜活地说明北京外来工子女发展的不易。1995年，双胞胎姐妹两岁的时候，安徽农村老家的一场大火烧尽了他们的所有。被一棵大树砸断右腿遭截肢的父亲决定举家到北京闯世界。他们找到北京郊区一个垃圾场，搭了一个铁皮屋子，一家老小一住就是十几年。阴暗简陋的垃圾场之家，闪耀着一墙的奖状。全校的前三名，全部被靖家姐弟包圆。
许多打工子弟家庭的墙壁上都贴满了孩子在学校获得的奖状。
许多打工子弟家庭的墙壁上都贴满了孩子在学校获得的奖状。 COURTESY OF THE YOUTH FOUNDATION
弟弟明刚的成绩最好。但他六年级的时候，得知自己就读的打工子弟学校无法开办初一。这可急坏了两个姐姐，那时她们正在北京市打工子弟学校中很具名望的蒲公英中学读书。两个姐妹急中生智，打算运用互联网找出路。她们频频滞留在机房，这引起了电脑室管理老师的注意。“我们和老师说我们在网上查到湖北麻城一所学校不错。”老师听到是湖北，就随口说：“听说湖北黄冈中学更好呢。”——这一句话，就决定了靖明刚之后的命运。“我们决定送弟弟去黄冈。”而且她俩还决定牺牲自己，辍学去武汉打工，支持弟弟的学业。就这样仅有小学学历的姐俩和文盲的妈妈，陪伴着弟弟到举目无亲的湖北。弟弟通过了湖北省黄冈中学的初中入学考试，在黄冈读起书来。如今弟弟明刚已经是黄冈中学高一的学生，虽然他成绩很好，但是因为户籍在安徽，仍不能在湖北参考高考。问到他们届时怎么应对？两姐妹说：“到时候再看吧。”姐弟三人的学业选择，在城市人看来似乎太冲动、不明智，但对于缺乏资讯与指导的这三个孩子，又是个十分自然的选择：无非是看到哪里有一点点亮光，他们便追逐而去。
许多外来工在京从事垃圾回收，一家人都住在垃圾场里。
许多外来工在京从事垃圾回收，一家人都住在垃圾场里。 COURTESY OF THE YOUTH FOUNDATION
这种“走一步看一步”的心态和有效信息的缺乏，在外来工家庭中非常常见。在我过去4年多接触到的众多外来工家庭中，有父母甚至不知道孩子不能在北京升读高中。频繁的迁徙也使他们更习惯于临时做决定。在我采访过的打工子弟学校的毕业班级，很多学生对于升学的途径一无所知，往往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学校。我认识一个叫路宽的年轻人，他小学六年级时从河北来京，2011年报读了北京某大学高自考广告专业，但是上了大学才发现，“上一届的学生有两千多人，到我们这届怎么才二百多？”原来这所学校可能要停办——而这一消息本地学生早已知道。路宽说：“我对向往已久的大学生活感到失望。”
提到外来工子女最迫切的需要，哈佛大学人类发展和心理学博士、“北京外来工子女健康发展项目”总研究主任、研究移民课题逾15年的曾育彪说，除了信息，还有“机会”。“人要向上流动，第二代不会开倒车。如果完全没有机会，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打击。他们吃苦惯了，更加懂得坚持。如果得到当地人的支持，会更珍惜，归属感更强。这对本地人也是一件相互激发的好事。”
付娜现在是美国厄勒姆学院(Earlham College)的大一新生，她正是曾育彪形容的渴望机会，懂得坚持的女生。与其他同学比起来，她的独特之处并不是外来工子女的身份，而是她为了这个读书的机会，总共在两所打工子弟学校读了两次初一，在三所高中读了三次高一，最后考入香港李宝椿联合世界书院，并最终来到美国。
付娜曾在一所她口中“简直是误人子弟”的打工子弟小学读书。但是初中时进入了蒲公英中学。初中三年，付娜的成绩一直稳居年级前三名。
付娜（左二）在家中，2009年。
付娜（左二）在家中，2009年。 COURTESY OF THE YOUTH FOUNDATION
由于没有北京户口，无论成绩多么优异，也不能进入公立高中。蒲公英中学的校长郑洪女士是一位美籍华人，毕业于哈佛大学，自从2005年在北京大兴建立起了这座打工子弟学校以来，一直致力于培养“像蒲公英那样不被重视、却无所不在，顽强地落地生根”的外来工子女。她帮付娜所在班的学生联系到北京海淀区一所不错的职业高中，读电脑专业。职高每天的生活非常安逸，付娜说，“但是我一心想考北大。我在这所职高第一次感到人生空虚。”失望的付娜回到中学，从校长那里得知，比她低一级的2009年初三毕业生，即将升入大兴一所职业高中，但是校长竭力为他们争取到“区别对待”，该职高专门为这个班提供普高课程——这在付娜看来已经足够了。她决定，降级去大兴读普高课程。
然而在职高教授普高课程在现实中面临着很多阻力。一来职高老师对于普高内容感到生疏，二来工资也没有增加，很多老师怨声载道。终于，2010年5月30日，距离修完高一普高全部内容还有一个月，学校决定提前放假，并召集这个打工子弟班的学生开会。付娜说：“从他们的眼神中我就知道要发生什么。”在这次会议上，校长宣布，这个班不办了。要么去职高班，要么自谋出路。付娜说她和几位渴望读书的同学当时就哭了，哪怕是事后回忆起来，她的声音仍保留着几分颤抖：“在和平年代，我们竟然没有学上！”
2010年暑假，蒲公英中学的校长再次帮这些渴望读书的孩子在北京谋得一条“出路”：一所民办普高的校长愿意接收五名应届毕业生以及三名像付娜这样从职高退学的学生。2010年9月，付娜第三次读高一，付娜仍然很失望：“考试试题太容易了。老师的工资和教学成绩挂钩，也不想难为平时不学的。”这时候身边很多上进的同学已经选择回到老家，付娜说：“我当时决定不回老家。我老家是山东，学生多，竞争特别激烈，一直没在那里念，我肯定跟不上。而且爸妈和姐姐妹妹都在北京，我一个人回去念书也没人照顾。”——回不去的老家，留不住的城市，往往是这些动力最强，学习最好的外来工子女人生的真实尴尬。
2011年4月，付娜通过蒲公英中学校长获悉，她可以参加联合世界书院(UWC, United World College)的公开选拔。这是一所创建于1962年的私立国际学院，现任会长是约旦努尔皇后，UWC是世界上唯一一所面向全球提供大学预科学历的教育机构，它倡导平等的教育机会和多元的文化交流，旨在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族、宗教、政治和社会经济背景的青年精英汇集在一起，相当多的学生可以取得书院提供的部分或全额奖学金。目前全球有12所联合世界书院，分别位于美国、挪威、委内瑞拉、史济瓦兰、香港等地。付娜知道自己的学姐，蒲公英中学的张天歌就在2010年4月考入了挪威的UWC。2012年，张天歌顺利考入美国杜克大学，并获得全额奖学金。已经读了三年高一的付娜当然不敢怠慢。其实她一直没有放弃过。2010年至2011年，蒲公英每周都为在这所民办普高读书的学生补习英语，来学校支教的外国志愿者负责教学。2011年备战时，蒲公英还利用端午节为他们集训，由美国老师修改申请资料，安排模拟面试。付娜说：“蒲公英外教多，我们经常和外国人接触。胆子特别大，个个都敢说（英文）。”
最终她被香港UWC录取，面试的三个蒲公英学生中，还有一位被英国UWC录取。付娜说，她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阴雨绵绵的四月天：“从(UWC)面试房间出来，我看到天空突然之间放晴了。”
与此前读中学时一样，蒲公英中学也为付娜联系到一笔奖学金，主要用于她的生活开销。付娜的人生从此不再一样。她在香港经历了很多文化冲击，在和来自捷克、美国、香港的室友共处时感到了“世界的精彩”。2012年3月，她组织20个同学去北京进行文化交流，行程设计、证件办理、组织联络，都是她一个人独立完成。付娜说：“我从来没想过自己可以独立完成这些。”
回想自己的“外来工子女身份”，付娜说：“在北京的时候有时会为了这个感到尴尬和难过……我们生于外来工家庭，生来就随着父母整天搬家，整天在城市漂泊，所以来到香港，并不会觉得日子太难过。”
付娜目前还没有选定专业，但是她考虑的方向是非营利组织管理和社会心理学。2011年我在香港UWC见到她时，她说她的梦想是在贫穷的地方办教育，初二的时候她对校长承诺说，以后还要回到这所学校教书。如今她在美国，我在Facebook上问到她的梦想有否改变，她说：“无论是两年的UWC经历，还是现在在美国的留学经历，都不会改变我想改善中国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初心。我并不觉得我比其他同龄人聪明，我也不认为以一己之力可以改变世界。UWC教会我的是如何坚持自己最初的梦想。”
大学毕业后付娜打算先在国外或国内的非营利组织实习、积累经验。她说：“我想成立自己的NGO，建立基金会，帮助解决外来工子女就学、培训、就业等多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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