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马德里理工大学毕业证|常春藤的一只啄木鸟

[《国外毕业设计》推出每日中文简报,为你介绍时报当日的重点英文报道,并推荐部分已被译成中文的精选内容。新读者请点击此处观看更多国外大学毕业证,西班牙马德里理工大学毕业证]杨思羽是山西太原人,在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读应用数学与政治学。她曾经在财新传媒做过一年的实习记者,最近在纽约的一家公司实习,做数据分析新闻。在她一度非常活跃的问答社区知乎上,杨思羽积累了近5万的粉丝。她关注中国发展、伊斯兰教、性别平等以及美国大选等等社会议题,也在社交网络上发表自己的分析。比如,她反对人们将伊斯兰教的不同派系一概而论,也反对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在政论类播客《选·美》中,她曾经作为嘉宾与一个女权主义者,参与了关于单身女性政治力量的讨论。在知乎上,她曾经把自己比喻成一只啄木鸟,把国家比喻成一棵大树,因为“不想推倒这棵大树,却在树上啄啊啄。一次一个洞,一个洞一个虫”。杨思羽对这棵树,有无限耐心。
受访者在纽约通过电话接受了采访,内容经过了编辑和删节。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在美国已待了五年了,期间发生的使你对中国的看法改变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为什么?

杨思羽:我在读大学时看了一本书,叫做《China's Second Continent》(《中国的第二块大陆》,Howard W. French/著)。这本书是关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我在二线城市长大,太原。比起北京上海的孩子,我们感受过物质匮乏是什么,比如你买一辆自行车还会和爸妈想半天。这种匮乏,让我一直觉得中国更像非洲,而不是美国。但是,看完那本书以后,以及”一带一路“的规划和中国向外走的那一批政策后,我意识到,中国现在确实是一个大国。是一个问题非常非常多的大国,但是它是一个大国。大,是它有很大的影响力,也拿着一手好牌。中国有问题,不代表你看衰这个国家。在之前,我心里“中国”这个概念代表着弱国。我现在觉得中国是一个你没有办法定义的国家。它一定要做很多大事的。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很多事情都会发生。
杨思羽在柏林墙遗址公园。
杨思羽在柏林墙遗址公园。 COURTESY OF YANG SIYU.
从那以后,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幸运就在于我生在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不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作为一个年轻人,生在一个正在上升的国家,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虽然你可以说它有股灾、资本不稳定,或者说这个社会的narrative(叙事)还非常混乱,但是它是一个大国,大国就是多元,难以被定义。体量摆在那里。因为它有足够多的财富,所以会有财富不均,因为它有足够多的人,所以有足够多的生命,因为它大,所以会产生比较健康的多样性,而这个多样性可能会成为中国政府焦虑的来源。
你有很多担忧这个国家的理由。担忧是因为中国大,而且中国不像美国,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narrative。中国政府在尝试建立一个对这个国家体系的共识,但是共识的构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纽约时报中文网:为什么不容易?比方说?
杨思羽:中国之前善用一个“us vs. them"(非此即彼)的体系,但是这次南海的事情,让大家意识到大家已经不买“us vs. them"的账了。为什么纯粹的爱国主义变成了一件让大家不快的事情?因为大家意识到“us vs. them”所号召的彻底对国家的牺牲是应该被否定的。但是这也不代表很多人不爱国。
我觉得中国人的爱国,就是看好这个国家。很多人看好这个国家的表现是无意识的,无论从消费也好,还是在投资上也好。比如上一代有钱的人会想把资本放在美国,但是他们人还是在中国,还是会在中国投资。他们带着焦虑,带着矛盾,甚至带着不信任,在建设着这个国家。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觉得你是一个爱国者吗?
杨思羽:爱国者这个词被污名化了。很多人觉得,爱国就等于小粉红。我没有强烈的国家认同,因为毕竟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但是我觉得,在历史的长河中,自己投胎投得很好。我可以说我自己是理智爱国。对我来说,将来我的人生意义和价值,会在我以后有一天能够回国后体现。但是现在有种种条件的局限。比如现在很多搞金融的人不回国,是因为国内的金融业的市场变革非常得快。我认识的在纽约的一批中国年轻人,采取了一个蛰伏的态度——伺机而动。他们会挑选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回国。在回国之前,可能还会积累:知识和经历的积累。
国外毕业设计:你认为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更强烈,还是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更强烈一些?
杨思羽:不分伯仲。我刚刚来到康奈尔的时候,我就被套入了常青藤的liberal bubble(自由派小圈子)中,因为康奈尔是非常liberal的。我当时有一个错误的感觉,那就是美国人更加国际主义一些。他们会更加开放。但是随着自己出来工作,以及关注大选一系列事情,把很多其他层次的美国人,通过社交媒体也好,通过对川普的争论也好,把他们的不满摆到了社会的讨论中心。我作为一个学习政府研究的学生,这件事情就让我意识到美国人的民族主义还是非常强的。原来总觉得美国因为多元,又因为长期把自己定位在一个能随时接纳外来人口的状态中,所以不会有很封闭的民族主义。但是后来发现我错了。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在网络上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然而,中国对于性别平等努力的程度,是不是让你觉得自己对“中国人”这个概念疏离?
杨思羽:没有,我反而对中国的女权这个事情抱有希望。女权、LGBT,这两个概念在中国年轻一代的接受速度非常快。举个例子,两三年前的“女生节”,你会看到清华北大都有很多“我要当你的小公主”这样的横幅,但是今年你会看到,比如汕头大学、中山大学,打出来的标语都很女权。而且包括在社交媒体上,有很多female empowerment(女性赋权)的沙龙也好,文章也好,一个“强壮的、独立的女性个体”这个概念在男生和女生中,慢慢地被接受。
我觉得大家,尤其是这个世代的人都非常思想开放。也有一些非常直男癌的人,但是“直男癌”这个词语流行开来,就是恰恰因为这段时间这个问题被提到了讨论的中心。虽然有一批人很保守,很固执,但是我不觉得这个占主流。整体的趋势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接受它。
虽然这个事情没有一个indicator(指标),如果你去社交网络上扒“女权”这个词,很多人不会愿意很犬儒,不会愿意把自己和“女权“绑在一起。但是她们在生活中的表现是越来越能够接受自己不是中国传统女性,并且以此为傲。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在康奈尔的美国与中国精英同学中,对美国大选有怎样的态度?
杨思羽: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康奈尔的中国学生,本科生里面,很大一部分人对政治非常冷感。大部分都是“哦,这个事情和我没有关系”或者是“这个我不是很懂”。我自己的感觉是,我每次和我们学校学金融的同学吃饭时,就会有一个人和我说,“杨思羽,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美国大选”,或者是“最近新闻里都有什么呀,能分析一下吗”。然而,我讲两分钟,就会所有人都开始玩手机。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人对种种政治议题不了解。还有一大部分人非常liberal,他接入了康奈尔的社交网络,接入了这个社区,他会消极地接受女权,接受种族平等,接受法制(rule of law),接受宪法,接受equal protection(平等保护)等等概念。但他也没有很刻意地去关注一些事情。他可能上过一两节课,质疑过它们。所以川普上来以后,很多人不理解。没有想到美国还有这样的人。
纽约时报中文网:那么,在你康奈尔的同学里,对国内各种热点议题也很冷感吗?
杨思羽:他们之中,黑小粉红的人居多。但是这是一件非常“屁股决定脑袋”的事情。因为留学生本身是跑到国外的一批人,都是“反贼”。所以他们有意或者无意,会选择一个对自己有利的narrative。但是动不动因为这个国家就生气动怒,在他们看来,会太cynical(愤世嫉俗)。
我举个例子,因为我在我的朋友圈和Facebook里会经常发一些和美国大选以及中国一些时事相关的内容,我发的都是我认为比较好的东西,是一种分享的态度。但是,昨晚,我收到一条微信,上面说,“杨思羽,你最近的政治X装到飞起啊。”他其实只是在开一个玩笑。但是他觉得,我关注政治,特别是在社交网络上关注政治,是在make a statement about myself(自我声明)。那么他对于别人关注政治事件的想法是,“that's not cool”(那是不酷的做法)。 
大部分人,特别是更优秀的一批人,大部分心里都是很关注的,只不过,有些东西让他们过于失望。所以他们选择不去趟这个浑水,他们会觉得这个事情没办法去表明立场。比如说,你如果公开表示拥护女权,那就意味着你认可女权的各种东西。你在南海事件上表明了立场,那么你可能就把你和小粉红们放在了一起。所以,因为有猪队友,所以很多人选择冷嘲的态度。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喜欢用知乎分享你的政治立场和对女权主义的支持,很多人说你在网络上宣扬美国左派的价值观,你怎么应对网络上的质疑?
杨思羽:我在康奈尔也会遇到类似的不快。即使我是一个希拉里的支持者,我在康奈尔的政治光谱中,尤其是与最根深蒂固的左派对话时,他们都会觉得我是偏保守的。包括一开始,我对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这是美国的一个维权运动,旨在反对针对黑人的系统性压迫与暴力行为——编注)也好,对于川普现象也好,我在康奈尔的同学圈子里,大家会觉得我是一个resident xx(骂人话)。因为虽然我支持Black Lives Matter,但是我也认为这个抗议运动内部也有很多问题。当有人说,支持川普的人脑子都有问题的时候,我也会站出来说,美国估计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在产业转型的时候,把转型被迭代下来的一群人叫做xx的国家。我觉得左派媒体确实应该反省了。他们是一个经济现象的产物,他们无论多傻,无论受教育程度多低,你也不能管他们叫做xx。我觉得川普的支持者是一种现象,而且他们需要被尊重。他们因为现在没有representation(代表),所以他们才焦虑。所以你不能继续剥夺他们的representation。我觉得批评美国的自由派和希拉里的支持者表现出的自私,让别人认为我不那么liberal。
我当时无论在财新工作也好,还是学习也好,都很关注中东问题。我不急于把伊斯兰教徒分门别类,这个时候就会有人说我是“圣母”,我被左派洗了脑,我拿了左派的钱。我身边的人都知道我有时在知乎上说的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人总是在阅读他想看到的东西。我把这个归咎于我写的不够明白。网友对我的不理解,给我的负面影响很大。
纽约时报中文网:如何评价这次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霍顿(Mack Horton)说孙杨是”药物骗子”后,网民攻击霍顿、支持孙杨的事情?奥运会激发了全民爱国主义,你又怎么看?
杨思羽:我觉得不是网民集体攻击霍顿或是集体支持孙杨。只要这个事情不仅有一种声音,我就放心。对峙,会让两方分别更加极端。这不是好的。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网民的关注点和道德以及三观的切分,好像每两个月就要换一次。我的态度是,只要这个东西还在动,这颗心还在跳,这个话语体系还包括着各种嘈杂的对话,甚至有好多正面和负面的情绪,它就是好的,说明这个国家是活的。什么样是死的?你现在看看土耳其的社交网络。
中国在2008年的时候,那个开幕式是一个声明:中国不再是一个弱国了。它希望展示的历史也好,科技也好,人也好,回过头看,是告诉世界,要该认真对待中国了,我们要开始进入你的地缘政治版图了,我们要变成世界小棋盘的主要玩家了,我们要升级了。巴西也要说类似的东西。他们要透过这场奥运会,改变世界对这个国家的看法。因为我们对于巴西的看法都是:美酒、美女。但是巴西的开幕式是在说,我们是一个有科技、有时尚、有知识、有历史、有文化的一个大国。开幕式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然这个不能和中国的举国体制比。尤其是中国排练节目的形式,我不觉得任何一个国家能驱动这么大量的人来集体表演。
[《国外毕业设计》推出每日中文简报,为你介绍时报当日的重点英文报道,并推荐部分已被译成中文的精选内容。新读者请点击此处观看更多国外大学毕业证,西班牙马德里理工大学毕业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