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冈山大学毕业证样本烫金|从人大教授“清理门户”事件看中美师生关系差异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家洲以“告学界朋友与弟子公开信”的方式，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宣布与一名新招硕士研究生郝相赫断绝师生关系。微信是中国网民最热衷的社交媒体之一。
该生曾在微信朋友圈中批评魏晋南北朝史领域的两名中国学者，使用了如“庸才”这样的激进词汇。导师孙家洲将之视为“无端嘲讽”与“谩骂”，多次劝导无果后决定发公开信解除师生关系，并在信中直接道出了两位学者的名字。
公开信后经媒体转载，这件学界私事于是成为了公众话题。该生随即发表了“情况说明”，称“作为一个年轻人议论前辈学者，当然是错误的”，但认为评论的平台是相对私人的网络空间，并无任何社会影响力，最后同意解除与孙家洲教授的指导关系。
此后，该生又发表了正式的道歉信，称收回之前的情况说明，恳求相关老师宽恕他的“年少轻狂”，并希望能继续做孙家洲教授的学生。此事目前暂无定论。
这件事让我想起了我的导师章燕教授。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英美文学硕士时，她扎实的学术修养和谦卑的人格深深影响了我。我曾读到过一篇论文，作者是国内英美文学界的知名学者，他的论述对象正好是我过去六年在研究的一位美国诗人。我对他文中的观点十分不赞同，但即便如此我仍尊重他的学术能力。
当天我给导师写了一封邮件，客观地批判了该教授的观点，表达了我对这篇文章可能带来的对这位诗人误解的担忧。第二天，我收到她的回复，她首先肯定了该论文的学理性和科学性，但同时表示支持我的观点，认为文章并未跳出传统的论述套路。她后来约我面谈，建议我通过写论文的方式与这位教授对话。
我与我的导师一直保持良好的师生关系，因为我们彼此具有专业的作风。学界从来不排斥批评，但前提是严谨的论述与专业的交流。专业，也是史蒂夫·卡恩(Steve Cahn)教授在《圣人与恶徒：学术界的伦理》(Saints and Scamps: Ethics in Academia)中倡导的任教期间唯一合适的师生关系。
这部简洁的作品出版已近30年，但它的核心价值如今仍然适用。卡恩认为教授的角色其中一个维度是伦理层面的，教授处于一个或帮助、或伤害学生的位置，因此除了精通知识之外，还需熟稔教导的艺术。其中暗含的伦理考量事实上关乎的是公正性，对公正的关注与定义则决定了该教授在高等教育中扮演的是“圣人”还是“恶徒”。
一名中国大学教授以公开信的方式，在微信朋友圈宣布与一名硕士研究生断绝师生关系。
一名中国大学教授以公开信的方式，在微信朋友圈宣布与一名硕士研究生断绝师生关系。 CFP
在师生关系上，对公正的追求要求我们保持一种专业的关系，这一点同时适用于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教授应当指引学生通过一个专业领域，而不是寻求成为他们的心理医生、朋友或恋人。”卡恩写道，“这种指导不应被教条绑架，也不应被放任污染。”保持这种专业的界限，对老师和学生来说都有利。
在微信与Facebook时代，保持专业的界限依然重要。社交网络、即时通讯以及一封短短的邮件往往无法准确地传达完整的学术信息，误读与冲动便因此而生。
因此，教授在社交网络上最好与学生划清界限。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更多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埃默里大学英文系教授马克·鲍尔莱因(Mark Bauerlein)在《纽约时报》撰文批判如今学生很少在课外与老师接触，质问“大学教授还有什么意义”， 教授已不再是令人生畏的智者和道德标杆。但反过来看，那些能够保持专业度和道德权威的教授，则应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在大多数时候，师生关系中占主动地位的是老师。但有时，主动权会反转到学生手上，即学生评价老师。在中国，老师一般具有绝对权威，因此当权威被评头论足或挑战的时候，老师往往很难接受。但是在美国，高度商业化的高等教育以及民主的土壤使得学生评价或批评老师十分普遍。
评价分两类，第一种是非量化的。如果学生对老师的教学不满意或被老师的言论冒犯（比如关于种族、阶级和性向歧视），除了在同学间抱怨外，还可以向系主任或学院领导反映。这样的意见往往是有效的，因为如今美国的大学把学生视为前来购买商品的顾客，因此使顾客满意十分重要。 在课堂上，老师也会鼓励学生用批判的眼光解读学术作品，培养批判力正是美国高等教育的目标之一。
这一点在中国则刚好相反，诚如俄勒冈大学的赵勇教授在《谁怕那条大恶龙》(Who’s Afraid of the Big Bad Dragon?)中论述的那样，一直以来中国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种统治工具，而不是启发学生，“通过设计，这个体系奖赏顺从、鼓励服从、培养同质化的思维。”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浅薄的冒犯还是深思熟虑的批判，都具有一定的风险。
另一种则是可量化的评价，除了ratemyprofessor.com这个民间网站之外，最典型的是各大高校开展的期末学生评教。第一次校园范围内的学生评教可追溯到1960年代，由几个本科生发起。起初这一尝试颇具新意，这些评教汇编也的确为一些学生选课提供了借鉴。到了1970年代，这些原本随意的评教被教育管理者正规化，管理者很大程度上开始依靠这些统计数据来评判一个教师的教学质量，以此来决定该老师是否升职以及留任，这对助理教授和兼职教授来说影响颇大。
2012年，我在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现代语言文学系的中国研究项目得到了一份兼职教职，作为新老师我时常会用卡恩教授的《圣人与恶徒》来提醒自己遵循学术界的伦理，保持专业度。当其他老师，包括卡恩教授，都颇为排斥期末学生评教时，我对此却持拥抱态度，因为我想知道自己的教学质量如何以及学生对我的“服务”是否满意。 这一年的几次评教中，我都获得了远高于平均分的分数，我因此颇为骄傲，觉得之前为学生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直到我看到一位学生的评价。
“大四最后一个学期，我选这门课是为了放松，但从始至终都充满压力。我觉得我在课上总是受到批评，这打击了我的自信心。”这位学生坦诚地写道，“我希望我没选这门课。”
我尝试安慰自己，这是我67个学生中唯一一个给我负面评价的，我应该多关注其他学生的好评。但此后的三年中，我无法忘记这个批评的声音，它盖过了评分曾带给我的骄傲。虽然我试图成为一名好老师，希望帮助学生在学业和生活上有更好的发展，但我一定在某一刻有所疏忽，因某种原因伤害到了那个美国学生。对于那位学生来说，我就是一个“恶徒”。
中国的“教学相长”与西方语境下的“师生相互关系”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相互进步。无论年轻的学生如何选择，作为教授，应保持专业度，做一个道德标杆，向“圣人”的方向靠近，学生自然会成为你的信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