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毕业证分享话题：一本书读懂育儿之道
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毕业证分享话题：一本书读懂育儿之道
缅因州南波特兰——和很多父母一样，在有朋友宣布第一次怀孕的时候，我也有一本专门的书想送给他们。这本书是我在妻子怀孕初期看过的，将从出生、保育、抚养，到教育、工作和管教的一切议题，都和盘托出。但也许你在本地书店的育儿区找不到这本书。戴维·F·兰西(David F. Lancy)的《童年人类学：小天使、私产、调换儿》(The Anthropology of Childhood: Cherubs, Chattel, Changelings)是一本学术书——但它可能是初为父母的人唯一需要看的一本书。这本2008年首版、即将再版的书，和《海蒂怀孕大百科》(What to Expect When You’re Expecting)是很不一样的东西。在犹他州立大学(Utah State University)任教的兰西教授查阅了大量的人类学文献，从各文化类型中寻找灼见，此外还参考了灵长目动物的研究、历史，以及他自己对七个国家的实地考察。他写这本书，并不是明确地面向父母，而是通过一些逸闻趣事和分析，验证了一些美国父母迫切想听到的话：抚养孩子的方法多种多样，结果都挺好的。
比如斐济的孩子不能称呼大人，甚至不能跟他们对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偏远村庄加庞(Gapun)，孩子们被怂恿着去打狗和鸡，对着兄弟姐妹挥舞刀子。北非游牧民族图瓦雷克(Touareg)人会让8、9岁的男孩去照料一只幼年骆驼。当你坐在沙发上看这本书，看看你如何忍得住不把这些说给身边的另一半听。
它并非“信不信由你”(Ripley’s Believe It or Not)式的人类学趣事，专门收集人类一些古怪而奇妙的做法。它有着更宏大的视角——即人类在自己的文化中生活时，有着极强的适应力，可以自然地接受这些约定，而觉得其他的约定很奇怪、不自然，甚至可恶。
初为父母的人会遇到一些不合常理的事，让你觉得对自己身处的文化很陌生。在儿子降生后的第一年里，婴儿摇铃之类的东西会引发我的深思。这些东西从哪冒出来的？为什么我们要给孩子铃铛？是不是有些文化是不给孩子铃铛的？（的确有。）
正当我忧心于我作为父母的文化表现如何时，我在一篇博文上偶然看到《童年人类学》这本书，于是就买了一本。我立刻被吸引住了。这本书不像我们知道的其他育儿书，它没有发表论断。“我们把孩子视为宝贵、无邪、非比寻常的可爱小天使，我的目标就是对这种以自身文化为中心的看法做出纠正，”兰西教授写道。“我希望能为儿童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监护者，找到一种接近常态的东西。”
这种常态就是，儿童应该在非常小的时候开始自食其力（否则他们就会被当成一种有些超自然力量来纵容，也就是书名中所说的“调换儿”）。放眼世界，正规的学校教育所占比重微不足道，多数知识都是通过玩耍和模仿习得的。孩子更多时候是他们的兄姊在照看，而不是大人。父亲几乎不管孩子。绝大多数文化中，成年人不像我们这样花大量时间跟孩子玩，甚至根本不玩。
初为父母的人要面临扑面而来的各种商业产品和育儿哲学流派：亲密育儿法、婴幼儿资源中心(Resources for Infant Educarers)、《从零岁开始》(Baby Wise)等等。然而《童年人类学》让我们看到，无论是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婴儿用品，还是我们的育儿思想，都谈不上真的有什么不同。真正的差别不是有的人和孩子一起睡，有的人不是；有的用尿布，有的用纸尿裤。兰西教授在讲座中说，真正的差别是“成熟后再采摘”和“未成熟就采摘”的文化区别。
在“成熟后再采摘”的文化里，大人基本上对婴幼儿不理不睬，断奶前可能连个名字都没有。他们要经历一种他称为“乡村课程”的过程：跑跑腿、带个信，做一些小规模的成人事务。而后才会被“采摘”，也就是被完全被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人。“未成熟就采摘”的文化则完全不同，包括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总是迫切地尽早让婴儿社会化，或承认他们作为人的身份。
兰西教授将美国的未成熟采摘方式称为“幼者至上”(neontocracy)的文化，成年人为相对较少的儿童提供服务，他们被视为无价之宝，尽管他们什么用也没有。有人感觉兰西是在藐视当代的美国家长，他们被迫坐在地上，跟孩子们玩乐高积木(Lego)。但他承认，每种文化都逐步形成了保持自我发展所需的育儿策略，他认为，“未成熟就采摘”在像我们这么复杂的社会中是必要的。而是否应该输出这种文化则是另一个问题。
我们将我们的文化习惯当作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但我看到了当代“幼者至上”文化的历史渊源：17世纪的荷兰，这让我着迷。富裕、城市化的荷兰中产阶级开始把他们的孩子当作天生的瑰宝，而不是未来的劳工。由于越来越多的婴儿成功存活，出生率有所降低；娇生惯养的孩子可以在早期获得培养。我们可以说，导致我们现在如此专注于育儿的，是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是他在17世纪80年代把荷兰人的观念带回了英国，在英国，又被清教徒和贵格会(Quaker)信徒等新教激进分子继承了下去。我们，以及兰西教授所说的“神一般的小天使”是他们的继承人。
有人从民族学的角度对无处不在的发育心理学家——他们的建议往往缺乏重要的文化视角——进行了修正，我对此感到高兴。案例分析：当极度缺觉的妻子和我已经无计可施时，我们通读了关于婴儿睡眠的各种建议书籍，其中没有哪一本曾提到，在单独的房间的床上连续不断地睡8小时是一种明显的文化特例。在大多数文化当中，睡眠都带有社会性。从世界范围来看，有人成群结队地睡觉，有人和动物一起睡，有人睡得时间比较短，还有的人睡觉不盖东西。
一旦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做法并非常态，我们就放松了。我们一岁的儿子不像我们期望的那样一直熟睡，并不意味着他存在缺陷；这意味着他还没有发育到能适应我们文化中的睡眠模式的程度，而这并不能一蹴而就。
对于《童年人类学》，最令人惊讶的事就是它教会我要从跨文化的视角出发，重视那些乍看可能有些随意的事情，例如我们如何对待卫生习惯或传授礼仪。我意识到，作为家长，我的工作就是传输我的文化。把孩子想象成来自异乡的陌生人，比如长期住在你家的留学生，而且你必须不断地耐心针对他们到来的这个地方，向这个学生做出解释，这样做能带来一定帮助。
“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不把脚搁在桌子上，”我听见自己说。“我想在有些文化当中，你可以这样做，但我们的文化不行。”
然后，我们开始到地板上玩乐高(Lego)积木，我们的文化就是这么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