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又石大学毕业证|我在哈佛见识的中国高材生
哈佛校园里有关中国的论坛、沙龙特别多。不知道这算不算中国影响力上升的体现，但至少有关中国的话题保持了相当的热度。例如，哈佛大学亚洲中心每周三中午主办的“考验中国的重大议题”(Critical Issues Confronting China)系列座谈，话题涉及中国金融政策、地方政府问题、海洋政策、媒体环境、中美关系等方方面面，《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教授亲自主持。
参加讨论的，有不少远道而来的中国留学生。我想，这对增进中美之间的交流和理解自然是件好事。不过，在这样的场合，我也遇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困惑。
一次有关中国政治的讨论会上“中美互动”的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双方分别是来自哈佛大学等波士顿地区名校的中国研究生和在这些名校研究讲授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形式以学生提问，教授回答为主。
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老师，您在中国做调研、考察，如果遇到政治方面的干扰等敏感情况，怎么处理？”；“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下，进行学术活动或言论表达的底线在哪里？”；“您认为，习近平在搞反腐败，处理了薄熙来，说老虎苍蝇一起打，到底会打到什么程度？还会打更大的老虎吗？”
对这些颇为敏感的政治问题，美国学者回答得很谨慎：“中国社会在发生变化，应该耐心地做下去”；“我长成这样面孔（在场的美国学者都是白人），当然没法假装自己是中国人，采访就总是面临难度”；“这个问题不好说，但中共肯定以维持政治稳定为主”；“权力过于集中在习近平身上，这是否是好事，还要看情况，有很多变数”等。
中国学生显得很礼貌，微笑点头，不插嘴。但依我在现场观察，他们并不完全接受教授们的看法，他们所期待的答案应该更多更深入，却很少有人进一步追问。更让我想不通的是，这些被哈佛等名校录取的中国高材生，都曾在中国长期生活，了解中国政治、社会的现状，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吗？
也许是“明知故问”？中国有“旁观者清”的说法：与异国人探讨祖国的问题可以扩大视野。美国人回答的到位也好，一般也好，尖锐也好，差劲也好，都能获得一些启发，满足好奇心。况且，中国学生到美国求学本身就抱有这样的看法：美国名校在制度、品牌、自由开放度等方面高于中国国内高校。
我一度以为，那些中国学子是纯粹出于好奇或讨好才去提问的。在我积累了更多的观察之后，越来越觉得，这些中国留学生过于“顺从”美国学者的观点，过于“适应”美国课堂的空气的表现，不只是好奇心那么简单。
我反复探索自己感受的来源，觉得这种现象与中国学生的生长背景以及由此带来的自我认同感(self-identity)有关系。他们身上中国历史文化的烙印影响了他们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打交道的方式。比方说，有些中国学生表现出的似乎不仅是谦卑，甚至有些自卑。
从他们身上，我看到这样一种心理：我是在封闭而不自由的环境下长大的一代，祖国的政府和学校没告诉我们政治的真相，还不断洗脑，甚至把我们弄成一群愚民。现在，好不容易来到思想开放、学术自由的地方，就应该向异国的洋人教授打听真相，以便成为一个真正的明白人。
一名来自大陆，经常与美国教授和中国学生打交道的博士研究生对我解释说：“有些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教授的水平确实很高，也深受中国学生的尊敬。他们所做的研究，比如牵涉到政治发展、经济政策、历史研究等一些领域，是大陆学者不去碰的。在大陆的学术环境下，除非你有特殊的渠道和关系，许多实况是了解不到的。在这里，无论如何，门槛是低的，你可以光明正大接触信息，展开研究。因此，中国学生们倾向于认为，哈佛教授比国内教授好。”
一名中国名校毕业来到哈佛读书的中国学生则反驳我的观察，她说，“到哈佛读书的精英应该超越了自信还是自卑，想的问题更多，纵横都有，比你想得复杂。”
曾在中国求学生活的我大概明白，今日中国教育存在所谓“洗脑”的内容；互联网审查广泛存在，还不断被强化；言论的空间也在不断被压缩。然而，中国毕竟不是朝鲜，我认识的中国大学生即使不出国，已经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不同于官方教科书和媒体所呈现的中国社会现实。
我从不认为中国大学生的收集信息能力比外国的年轻人差，相反，生活在信息相对封闭，管控相对严重的空间里，中国年轻人对信息的渴望度和饥饿感才变得更加明显。 2012年上半年我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访问，校园内的小书店以很便宜的价格（比如10元）销售着美国《时代》、英国《经济学家》等杂志。大学生很容易了解到中国正发生什么，世界又如何看待中国。
我在哈佛校园里跟不同的人群聊中国政治（不涉及理论的现实政治话题），让我感到“颇有收获”的往往是中国学生。当他们用中文跟我这个日本人交流的时候，与那些在美国名教授面前带着顺从、乖巧的面目简直像换了个人，很自信，爱辩论，特执着，经常能把自己在中国的体验与到美国后的观察结合提出犀利的观点。我不觉得这是语言水平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学生的英语水平有着明显的提高（其中不少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就赴美留学），能够用很流利，有逻辑的英语表达自己的观点，何况被哈佛等名校录取的高材生。
我自己的体会是，研究中国问题需要积累自己对中国的“体验库”，丰富直观体验，而不停留在收集研究素材的“数据库”阶段。用这个标准衡量，相较于包括我在内的外国人，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的最大优势正在于这一从小积累的“体验库”。这不是相对优势，而是绝对优势。
因此，在庞大、复杂、深奥的中国局势面前，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应该永远保持谦卑和耐心。具体来说，中国人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看待上层建筑；官场和社会的潜规则怎么运行等。这些都很难用简单套用异国的理论或概念进行理解。
在“体验库”这一点上，中国学生与美国教授相比，依然有着“绝对优势”。由于涉及到博士学位和学术前途等关键问题，中国学生也主动讨好美国教授，以“助手”的名义协助他们搜集信息，加工分析，完成研究，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学者还是最大的受益者。极端地说，一些跟踪研究中国政治的美国学者是“坐在办公室就可以”的，“情报”都可以由那些优秀的中国学生用英语来提供，这比自己带着洋面孔去中国克服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障碍进行中文采访有效很多。作为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的第三者，我认为，哈佛的中美师生间这种交流是互惠的，双方都很清楚对方的价值，并务实地加以利用。
也有一位哈佛教授对我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作为研究中国的学者，与中国学生交流是很有帮助的。不过，他们还很年轻，看问题有时不太成熟。我研究中国，主要还是靠自己的方法，接触中文和英文的资料，尽量接触中国的学者和参与政策的人。”据我观察， 像他这样中文水平很高，不那么依靠中国学生的“情报”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也有不少。
中国学子在方法论、分析框架、写作规范等方面无疑有很多需要向美国教授学习的地方，但他们的观察能力、语言能力、分析能力等普遍较高，更不必说刻苦精神和“体验库”。我认为，在“研究中国，解释中国”这一点上，中国学子应该更加认识自己的优势，要有自觉，需要更多的独立思考和独立表达，否则只能长期停留在做美国学者的情报员。这就是为什么我看到一些中国高材生带着过度谦卑的心态来到美国“学习”中国问题时，感到惋惜和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