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岛根大学毕业证|日本大学能否在海外项目中坚守自由价值观
9月，韦尔斯利学院130名教员给北京大学校长写了一封公开信，警告北大，如果夏业良教授因为他的政治观点而被免职，
那么他们就将重新考虑与北京大学的合作关系。一个月后，夏业良就被开除了。北大表示，这是因为他的教学，而非因为他的政治观点，但是韦尔斯利学院的许多人都对此表示怀疑。然而，经过诸多争论之后，韦尔斯利学院的教员投票决定保留合作关系，因为学院院长也比较愿意这么做。与美国企业一样，美国的学院和综合性大学也一直在海外扩张它们的品牌，建造校园和学习中心，建立合作关系，这往往都是在有着独裁政府的国家展开的。与企业不同，学校宣称他们更重视理想和原则，尤其是学术自由，而不是收入。但是，当国外的教授因为自己的言论而受到影响时，大多数学校也不过只是表示一下担心而已。与那些过去由教员做主的外国项目不同，现在大多数更新的项目都由行政人员和资金来推动。
“全球化引发了各种各样以前没有出现过的问题，不像原来只是孩子们去法国度过大学的第三年那样简单了，”支持夏教授的韦尔斯利学院教授苏珊·雷韦尔比(Susan Reverby)说。“让别人使用我们的名字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在何处划定界限？与其他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后，他们的教员是否就变成了我们的同事，所以我们有责任支持他们？我们要等着下一个天安门事件发生吗？”
韦尔斯利学院绝不是唯一在这些问题上犹豫不决的学校。许多美国大学都与北大有合作，但是对夏业良被免职做出反应的没有几个。
“我们与北京大学建立合作关系时清楚地知道，美国的学术自由标准是100年演化的产物，”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人文与科学学院院长理查德·萨勒(Richard Saller)说。去年，斯坦福大学在北大开设了一个投资700万美元（约合4255万元人民币）的中心。“我们认为沟通是更好的策略，但是占领了这样的道德高地，我们就无法与一些大学进行沟通了。”
本周，上海的华东政法大学著名教授张雪忠因为拒绝为其指出共产党毁弃法律的文章道歉而被免职。这所大学与许多外国机构有合作，其中包括与俄勒冈州威拉姆特大学(Willamette University)法学院的一个交换项目，以及与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法学院合作的一个EMBA项目。
如今，许多大学都在中国寻找立足点：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今年开办了一个上海校区，杜克大学(Duke)明年也将在昆山开设分校，而中国的审查制度正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担忧。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政府下令禁止在课堂上讨论七个话题，其中包括人权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
当然，这种问题也存在于其他地方。去年，当耶鲁大学(Yale)与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合作成立一所人文科学学院时，耶鲁教员不顾耶鲁校长的反对，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对新加坡“近年来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缺乏尊重的做法”感到担心。
“关于耶鲁和新加坡，还有无数问题有待解答，”耶鲁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米勒(Christopher Miller)说。“我们不知道，具有新加坡特色的自我审查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我仍然认为整个安排是不恰当的，而且对这个项目在这样的地方以这种方式设立深为遗憾。”
上个月，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校长弗雷德里克·M·劳伦斯(Frederick M. Lawrence)暂停了与耶路撒冷一所巴勒斯坦大学耶路撒冷（圣城）大学(Al Quds University)为期15年的合作项目，因为校园里身穿黑色军服的示威者做出了纳粹式的敬礼。有关方面要求圣城大学校长对示威行为表示谴责，但这位校长的回信却让劳伦斯感到“无法接受且令人怒火中烧”。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但是与圣城大学合作双学位项目的巴德学院(Bard College)却留了下来。
很多美国大学辩称，他们在国外的存在本身就有助于传播自由主义价值观，并推动其他社会走向开放，而离开将会一无所获。
“我认为，目前沟通比规则更重要，”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主席艾伦·古德曼(Allan Goodman)说。“宣扬沟通是我们这个协会的本能，因为这个过程会带来改变。”
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执行总监肯尼思·罗斯(Kenneth Roth)警告称，大学必须做好准备，取消那些违反了自由基本原则的合作。“我确实看到了自由教育的价值，但要看实施自由教育的条件是什么，”他说，“如果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希望通过吸引西方知名大学来为自己受到诸多限制的自由教育正名，那么这些大学就真的有可能对它们作为建校基石的价值观做出妥协，因为他们非常渴望进入中国。”
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一些大学已经成立了研究中心，而没有建分校，这部分是为了避免做出难以解除的承诺。
韦尔斯利学院教员的抗议确实产生了一些作用：韦尔斯利学院的校长宣布，一个教员小组将就“合作的界限与内容”提出建议，这些建议需要获得全体教员的批准。韦尔斯利学院正邀请夏业良赴美两年，作为访问学者参加该校的“自由计划”(Freedom Project)项目。
但考虑到中国大学的行政部门都有党委，负责该项目的社会学教授托马斯·库什曼(Thomas Cushman)仍然非常担心。“我们不是让他们采纳《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他说。“我们是在问，与一个恐吓其人民的政权合作，对韦尔斯利学院意味着什么。我担心，正式的合作关系可能会影响我们这里的工作——有可能在我们的交流项目中，我们也只能派那些讨论安全话题的人参与。”
美国大学在国外建立分校的时候，通常就已经达成了明确协议，保障教师和学生在学校内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也默认了当地对校外言论的限制。“我认为任何国家都有这种情况，”杜克大学教务长彼得·兰格(Peter Lange)说。“你在那里的行为受到那个国家的法律的约束。”
纽约大学在阿布扎比和上海的分校也认同上述理解，两所学校都获得了当地政府的资助。虽然纽约大学校长约翰·塞克斯顿(John Sexton)将该校视作第一所全球性大学，但这种愿景遭到了很多批评。该校教师对塞克斯顿投了不信任票，部分是因为这个问题。
2011年，三名异见人士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遭到逮捕，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呼吁纽约大学进行抗议，当时该组织的中东地区主管萨拉·利娅·惠特森(Sarah Leah Whitson)表示，“当政府因为一个学者的政治信条而对他进行迫害时，纽约大学还会宣扬在阿布扎比学习的美妙之处吗？”
纽约大学回应道，无论在阿布扎比还是其他地方，该校都没有介入学术任务之外的事情。
今年9月，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纽约大学分会向理事会写信表达了他们对海外分校的担心。“接受外国政府给予的大量资金，会致使纽约大学及纽约大学的每一名教授，在道德上作出妥协，”信中写道。“在这种情况下，学术自由通常是第一个牺牲品。”
信中写道，在一个敌视言论自由的国家里构筑起的泡沫里工作，教师重要的公共角色会遭到遏制。
教授协会纽约大学分会的会长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说，理事会没有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