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毕业证详解：墙内的中国高校究竟少了什么？
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我在这方面的体会尤其深刻。身在中国，除了了解本国人对社会时事的看法，能够接触国际视角同样至关重要。在这方面Twitter发挥的作用不可取代。它不仅帮助我有选择性地阅读国际媒体提供的新闻，也让我可以通过关注记者、学者、知识分子和他们进行直接交流，让我可以对他们的观点进行反馈，提出问题。有时，有的编辑也会通过Twitter约稿。这种互动既简便又直接，还允许多人同时参与，这种价值相信凡是使用过微博的人都不难想像。而不同之处在于，微博链接的仅仅是中国，而推特链接的是世界，所提供观点和信息的多元性是微博无法比拟的。
从世界看中国，中国大学的信息流通度和开放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可观。它既阻碍了中国学生学者从世界获取知识，也削减了世界一流人才来中国发展的积极性。对中国了解深刻的美国记者杰姆士·法洛士(James Fallows)在新书《中国腾飞》(China Airborne)中，这样描述了这种影响：“（这种管制）对中国任何依靠国际交流来发展的学科所带来的真正损害在于，它使得中国学术在世界人眼中居于二流。如果你是网络从业人员，如果你希望和世界顶尖人才竞争，那么你不应该呆在中国。人们或许仍然回来中国挣钱，但他们会去硅谷，或者印度去体验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航天技术领域真正的创新。”
这样的影响或许值得中国当今和未来的学者、教授和校长细细掂量。然而，我通过和中国与美国同龄人接触，感到信息限制带来的深远影响并不局限于上述方面，它带来的另一些更广泛而却同时又难以察觉的影响也深深触及中国新兴人才的思考模式与在社会中的自我定位。
当世界上其它角落的年轻人熟练运用谷歌搜索引擎、敲动手机键盘在Twitter发推，在Facebook更新状态时，他们的这些举动不仅仅是和亲戚朋友单纯的感情或信息交流，更是作为生活在21世纪的年轻人的一种身份宣言。和历史上任何一代不同，当今的年轻人通过使用社交网络，比任何时候都可以更轻松自由地发表观点，也可以获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广泛的听众。通过使用共同的社交网络，世界各国的年轻人相互影响，产生一种共同的身份认知感：不管是纽约的非主流文艺青年，还是西雅图的宅男，不管是非洲寄宿学校的模范生，还是中东街头的青年政治领袖，他们都可骄傲地将自己称为“Twitter的一代”、“Facebook的一代”，而这些标签所蕴含的意义又远远超过Twitter和Facebook提供的服务。它们使得世界各国的年轻人变得更加独立自信，更加相信自己可以用自身的力量去创造改变事物。社交网络在这些年轻人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促使它们形成共同的期待，共同的追求：同是Facebook的使用者，为什么一些国家的年轻人可以享受民主和繁荣，而另一些年轻人只能在贫困与压迫中挣扎？在“阿拉伯之春”中，社交网络扮演的角色相信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在世界青年心中的主导性，以及它所能带来的变革。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高校里，人人网替代了Facebook，微博替代了Twitter。这些社交网络虽对年轻人的生活同样影响深刻，却很大程度上将它们隔绝在其它国家的同龄人形成的文化圈之外。不仅如此，学生除了接受学校对网络的控制以外别无选择，久而久之，对外界的信息和动向也丧失了兴趣。我认识很多在中国顶尖大学就读的学生，他们本应是眼界最宽广，接轨国际最容易的一群人，大部分人刻苦学习多年，英文水平十分高超，但其中会习惯性阅读国外书籍媒体、有意识涉猎外界信息的人则寥寥无几。他们中的大部分和我的北大朋友相似，偶尔上外网只是为了“只是平时查一下邮件”。而我在美国读书时接触到形形色色的同学，当然，其中也有不少人上网只看娱乐或体育新闻，但有更多人通过互联网了解国内外新闻、上网络课程，参加网络辩论，表现出了对世界的关注和强烈的求知欲。
长远来说，大学对言论的严格控制最大的影响或许在学生们走入社会后才开始体现。信息与言论自由本是人人应有的权利，然而对于中国大学生，在校园阶段时他们便已（迫不得已地）习惯将言论管制当作常态。在走入社会后，其中大多数人对所面临的更多限制也会见怪不怪，会尝试去适应，而非改变。毕竟，如果中国教育系统传达给了学生任何经验，这或许便是最深刻的一条。
曾在80年代初就读北大的母亲曾向我描述过那时自由开放的校园气氛。当时西方思想在中国封闭数十年后涌入社会，年轻人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可以了解到的外界的信息，如饥似渴地吸收消化着它们。在北大校园里时常可以听到关于西方政治与中国政治的辩论，参加各类研讨西方文化的沙龙。诚然，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然而在国外的信息和观点只消学生多点几下鼠标便跃然眼前的当今社会，校园里的学术与言论氛围和80年代比起来却恍如隔世。我从小在北大旁边长大，然而作为85后，我没有机会目睹母亲描述的那种场景，然而我仍然怀着愿望，希望它不仅仅存在于过去。是否有一天，我可以看到属于我们这一代的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