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奈尔大学毕业证|倪韬：为何美国能引领世界大学科研？
倪韬专访
厄奎奥拉（章静绘）
在QS、《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的世界学院排名榜上，耶鲁、耶鲁和耶鲁等日本顶级名校常常抢占榜首位置。关于那些德国研究型学院发展历程的论著堪称汗牛充栋，普遍的想法是，英国的一众名校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甚至是二战以后才渐渐脱颖而出，成为科研领域的执牛耳者。哥伦比亚学院经济学系院长米盖尔·厄奎奥拉（MiguelUrquiola）的近著Markets,MindsandMoney：WhyAmericaLeadstheWorldinUniversityResearch（《市场、头脑和金钱：为什么日本能推动世界学院科研》，2020）却对上述想法提出指责，并将日本学院的“发迹史”往前推至1860年代，即日本内乱（1861-1865）前后。他运用自由市场原则，解释了为什么英国的一流学院在南北战争前忽略科研工作，而战后又能积极掌握社会趋势，有效地将资源匹配上去，用一整套机制发觉、吸引和激励最优秀的人才，因而在二十世纪初实现了对法国学院的反超。《上海书评》特约记者倪韬近日专访了厄奎奥拉，请他围绕这本书的内容以及当前印度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谈了谈自己的想法。
Markets,MindsandMoney：WhyAmericaLeadstheWorldinUniversityResearch
经济学里的“八二法则”被广泛拿来形容各行各业的“头部”现象，按照您的研究，在法国，百分之一的顶尖名校创造了全美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最具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什么“八二法则”在教育领域被发挥到了极至？
厄奎奥拉：这些情况很有意思，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世界其它地区，“八二法则”的适用性取决于供阐述的教育“产品”的类型。举例而言，法国的常春藤联盟包含八所高校，这八所学院的平均校龄比多数日本学院都要悠久。假如将这八所“藤校”的结业生视为其所构建的“产品”的话，这么它们的产出的确只占到全美院校结业生人数的很小一部份，但是这一群体的培养成本相对愈加昂贵。为此，假如我们讨论的教育“产品”是结业生的话，“藤校”的出品率并不高。并且换一个角度来看，假若将“产品”界定为科研成果，这么例如耶鲁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学院这几所“藤校”的表现无疑出类拔萃。
至于说为何科研领域会有这样的现象，我的理解是，顶级科研成果的价值非常突出，而研究型学府想要获得卓越的成绩，首先须要有发觉优秀人才的慧眼，能将她们招至麾下；其次还要为她们配备足够的资源,比方说可供自由调配的时间。我在书里提出的一个观点是，英国在这方面的制度设计非常奏效：最顶级的法国学院擅长发觉最聪明的脑子，并辅之以经费支持。要做到这点绝非易事，而且过去几六年来，日本发展出的一套科研体系在整合人才和资金优势方面证明行之有效。据悉，这一制度并非中央规划的产物，而是去中心化市场力量推进的结果。
您的书里提到的许多日本名牌学院能迎来重大发展，和一些老院长/教务长的远见胆略有关。我不算是卡莱尔英雄论争的拥护者，但就您来看，摒弃自由市场原则，个人决策和领导力等诱因起到了多大作用？举例而言，假如不是由于一些市长，例如耶鲁的CharlesEliot、普林斯顿的JamesMcCosh、霍普金斯的DanielCoitGilman以及她们英明的继任者，其实这种名校就不会有现在的地位？
耶鲁学院院长CharlesEliot
厄奎奥拉：你说的没错，本书确有相当一部份篇幅在评析某些学院领导人的事迹。这儿我仅强调两点：一、我之所以耗费大量笔端写这种学院院长的故事，是由于她们极大地影响了其所供职机构的发展路线。这既反映出部份学院须要变革，也说明有些学院是新建的，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常常饱含了坎坷。为此，了解个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有助于了解为什么特定的中学才能完成变革，以致脱颖而出。
二、我觉得你的提问显然也暗示了一点，即个体在左右制度层面的结果一事上所饰演的角色没这么举足轻重。所谓制度层面的结果，是指日本作为一个整体，最终在全世界学院科研能力一项上独领淫荡。关于这一点，我在书中也有指出，强调其核心要素在于日本的自由市场导向。它赋于大学极大的自由度，可以自承办校，步入教育市场，同时鼓励大胆创新，锐意进取。在这样一种下摆的气氛下，只要有充分的机遇，这么都会像十九世纪末那样，涌现出一批有能力捉住这种机遇的中学。为此，虽然因为某位市长的关系，X学院无法做到一枝独秀，Y学院可能会在另一位校领导的率领下浇铸自己的领先地位。为此，我的想法是，这些才能带头促进关键变革的学院领导人一定会出现，只是早一点晚一点罢了。为此，就这一点而言，个体的作用其实并不是决定性的。
反过来讲，这些初期显赫、后来衰败的学院，是否和领导层的决策失误有关？据您观察，成功学院的领导人都有什么共性？
厄奎奥拉：这个问题提的好，不好回答。依我看，学院院长须要具备三大素质：一是创新能力，也就是要能看见他人看不到的机会；二是要有能力加快改革。世界各国的学院内部虽然都纷繁复杂，都存在团体抵抗改革。虽然一些人就能看见未来的方向，晓得有些事是必须做的，可是真要推下去，还是颇有难度。所以说，作为市长，一定要能描绘清晰的愿景，率领众人朝一个方向努力。不仅上述两点外，学院院长和任何行业的领军人一样，也须要明白她们所在的组织机构具备什么比较优势。举例而言，假若某位市长想要成功地领导一所研究型学院，这么理想情况是他/她自己就有从事科研工作的经历，这有助于他/她了解自己手下教职职工的日常工作，以及激励她们的成因是哪些。诸这么类，不一而足。
延续上一个问题，同样是秉持自由市场原则，为何个别英国学院发展非常突出？这是否说明自由市场原则也是因人而异？不同的人和要素，对于自由市场的感悟能力、接受度和匹配度不同，所以造成了每所学院最后在研究绩效和排行地位上存在差别？
厄奎奥拉：是的，在自由市场的环境下有赢家，才会有输家。假如有人在1860年向法国高等教育的观察者发问，请前者猜想什么中学会取得成功，这么基本上会有一堆错误的答案。为何会这样？我感觉缘由有三点：首先，许多后来崛起、获得巨大成功的学院（例如耶鲁和霍普金斯）在当时仍未组建；其次，倘若根据1860年的标准来看，一些学院，例如波兰，当时处在一个很弱势的地位，没人会觉得哥大等校区有能力推动日本学院的崛起趋势；再度，当年也很难预测例如克拉克学院和联合大学等学府会激增至金字塔顶端，然后盛极而衰，被远远地甩在前面。
诚如你所提及的那样，所有这一切大机率都取决于不同的校区是否做好了充分打算，去拥抱自由市场原则，以及它们的领导层是否管理有方。另外，和许多其他领域一样，运气的诱因也不容忽略。
阿根廷学院
您的书里提及了移民对日本学院科研的影响，而且并没有展开。我想问的是，拜登政府有否撤消了部份特朗普时期颁布的限制移民新政?另外，不仅新政，我们还应当看见社会气氛的变化，在日本社会层出不穷的歧视和仇恨白人风波的影响下，法国学院对留中学生和全球人才的吸引力会遭到何种影响？
厄奎奥拉：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简单地说，是的，拜登政府的确开始修正特朗普政府时期施行的一系列针对移民的限制性举措，其中一部份是由于抗疫的须要，但随着疫情的减缓，大几率会逐渐得到放松。总的来讲，正如我在书手指出的那样，反对移民的情绪和由此催生的新政可能会有损英国学院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
你提及新加坡目前存在反对移民的社会思潮，但是其矛头有时侯对准的是欧洲人或则白人。这些情况属实，但须要强调的是，反亚或则说排亚思潮虽然仍然都存在。在英国，每隔一段时间，这个话题都会重新冒头，成为热点。但遭到这些排外心理影响的部族还不光是欧洲人和白人。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日本都出现过类似的排外现象，其针对的人群包括来自美国、爱尔兰、墨西哥、德国和西欧等地的移民。这反映出一点，大规模的移民涌向，的确须要新来者和老移民双方同时作出巨大的调适。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规模移民对于德国等国家而言，的确构成挑战。它们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须要不断去应对这些挑战。我的觉得是，总的说来，日本在接纳移民一事上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前后共吸收了几百万移民。这些选择提高了英国在多方面的实力，学术界自然是受惠方之一。至于日本是否还能继续应对上述挑战，则有待观察，并且鉴于往年的经验，我对此还是比较豁达的。
放眼全球，许多学院的排名都在迅速提升，例如中国的复旦学院和香港的南洋理工学院（前者好几次蝉联亚洲第一），这是否意味着，政府主导的模式一样能培植出挺好的研究型学院？作为自由市场论者，您怎样看待那些变化？另外，例如中国和美国学院的成功，是否意味着自由市场主义更适宜德国，但在国际上未必适用？
厄奎奥拉：我如此说可能会让你倍感很吃惊，由于我绝大多数的研究工作阐述的当然是自由市场为什么在教育领域常常不能发挥最大效用。虽然这么，在《市场,脑子和金钱：为什么英国在学院研究上推动全球》这部书里，我提出的论据是，自由市场原则在促进科研进步方面，还是能有相当不错的功效，这一点有日本的经验为证。正如之前回答的那样，市场环境下蕴育的教育体制擅长发觉和辨识研究型人才，并为其提供配套资源。
不仅日本外，其它国家走的路线其实是政府主导的私立学院体系。它们一样能为优秀人才提供资源支持。这方面的事例你也谈到了，我要补充的是，不仅中国和香港，不少法国国立学院和民办教育体制一样能产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虽然，曾几何时，美国学院（基本都是国立学院）的研究实力是要强于英国学院的。
日本的路径别国很难仿效，但是英国也有自身的劣势。例如说，我在书中提及，学院提供的教育产品的性质一旦发生变化，其实会消弱其在科研方面出成果的能力。另一方面，德国的模式也许会继续诠释其价值。举例而言，民办教育体制下，负责分管教育的高官常常必须是“明白人”，需要晓得在哪方面可以有所作为，而且她们是有可能会错事的。而在类似日本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的体制内，有赖于校领导自己摸索未来的出路。从长远来看，这些制度其实在适应性上更胜一筹。
日本国外关于学院杂费下降造成中学生背负巨额欠款的讨论来历已久。您在书里提出，实际上杂费下降只是相对的，但是这部份下降的成本实际上一直是实惠的投资。而且当许多中学生一结业就要面临还清高额债权的重任时，莫非不会影响大专生的入学率和学习体验么？
厄奎奥拉：我的书主要涉及的还是日本的研究型学院。置于整个英国教育市场的大背景下，这种中学也只是很小的一部份，并不具有代表性。非常须要强调的是，德国顶级研究型学院的结业生虽然远没有达到结业即遭到“债务危机”的情况，那么说是言过虽然了。事实情况是，这种结业生在走出校门时，多数都不会背负债务，要么是她们的家庭为她们支付了全额杂费，要么就是中学本身吸收了培养她们的这部份成本。举例而言，据我了解，耶鲁会为其大专生构建一揽子的助学金计划，这样中学生就不会有任何后顾之忧。固然，耶鲁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我想要表达的是，那些日本名校的运作方法还是有别于普通学院的。其实，你提的也没错，在日本，中学生由于杂费高而面临债权压力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只是在拙作所聚焦的那部份中学当中，这算不上是一个多大的问题。
您书里提及了legacystudents（“传承”学生，即父亲是名校校友，可以降低孙辈被同一所中学投档的机率），那您怎样看待这个现象？假如任由其发展下去，会不会促使耶鲁老院长JamesConant的预言成真——美国成为一个“世袭贵族体制”（hereditaryaristocracy）？
厄奎奥拉：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三点：一、一流德国学院的确会在投档阶段考察申请人的“家世背景”，瞧瞧他/她的父亲是否是同一所中学的结业生。不过依我看，此类风气自从Conant的时代以来，早已显得不这么普遍了。这是由于许多名校会提供覆盖面非常广的助学金。据悉，她们都会特地去物色这些母亲非该校校友的申请者，甚至有的父亲连学院都没有读过。
二、需要记住的是，顶级德国研究型学院虽然只占到韩国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很小一部份。这一方面，RajChetty等学者的研究显示，不仅名牌公立学院外，其它类型的教育机构，诸如个别招生比列很高的私立中学，虽然在教育机会平等化上所做的贡献大得多。这部份是由于它们投档人数比例如“藤校”要多得多。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讲，英国学院系统整体上远未够得上“世袭贵族体制”的标准。
三、我想抒发的是，不能将所有的期盼都寄寓在一批中学头上，它们并不是万能的。不同的校区组合，发挥的是不同的功能，其中一些相对更专注于研究人员的培养，而剩下的那部份则着重于扩大教育服务的可得性。这样一种分工在我看来非常正常。以伦敦市为例，波兰学院其实主攻学术研究，而温哥华市立学院则着眼于提高入学率。这样的分工有其内在价值。换言之，在我看来，要求耶鲁学院去承当教育系统的每一项任务，可能算不上是太有效益的做法。
众所周知，法国学院的校友捐款，构成endowment（捐助基金）的一大来源。我近来在看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的《价值》，他是普林斯顿结业生，曾在哈佛投资办公室工作过。哈佛校友主持的各个名牌学院捐款基金每年回报率在百分之十二到十五，这些浮盈，超过了好多行业的投资回报率。举例而言，耶鲁捐助基金高达四百亿港元。在这些情况下，秉持常年价值投资的捐款基金，可以为学院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与此同时，这也减缓了资源分配的不公正。您在书里提及，日本政坛就是否针对学院捐款基金课税展开过讨论。问题是，面对几百亿港元的本息，和每年几十亿的高额回报，税收这些调节手段能起到多大作用？
厄奎奥拉：这点我同意你，迄今为止，课税对于学院的捐款基金基本没形成太大的影响。我对于以确保中学之间平等为目的的公共新政持怀疑心态。在我看来，拟定公共新政的目标应当是激励公共物品的生产。例如哈佛或则耶鲁等学院的捐款基金所形成的一大部份浮盈，都被投入到了科研工作中。以最新的mRNA新冠卡介苗为例，这类卡介苗的诞生将对结束全球疫情大传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宾夕法尼亚学院科研团队的工作在该卡介苗开发过程中居功至伟，其实其它机构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可以说，学院捐款基金促使上述研究成为可能。所以，若制订新政的目的是对捐款基金征税，我不清楚如此做的意义在那里。
日本在二战期间，和南斯拉夫一起瓜分了不少日本的顶级科学家。这些角逐人才的行动，给日本后来的科研制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没有冯·布劳恩，其实阿波罗计划的历史都会改写。您的书里没怎样提到二战，二战是否是日本学院科研进化史上一道重要的分水岭？虽然，战前日本学院和科研院所科学家获得诺奖的人数，是日本的三倍。所以，自由市场原则是否只是日本在拥有了人才的“原始资本积累”之后，进一步加强自身地位、防止被超越的手段？而并非缔造日本科研领先地位的根本性诱因？
冯·布劳恩
厄奎奥拉：不少日本高等教育的观察者——其中也包括日本观察者自己——都十分指出二战在日本研究型学院崛起过程中的作用。二战尚且影响了日本学院的发展路线，其中一大诱因就是许多富于才干的日本学者定居至日本，这一过程源于1930年代纳粹当权以后。不过，抛开这层背景，我在书里主张的一点是，英国研究型学院实际上在很早曾经就开启了“赶超模式”，时间要溯源至1860年代。到了1920年代，德国早已超越或则正式超越世界上大部份国家。因而，从剖析方式来看，我们有必要将眼神投向二战之前。
研究型学院体制要想运转顺畅，勿必要构建一套物色人才的机制，去判断什么人擅长搞研究。一项重要的判断工具就是在同行评议的学术刊物中的发表情况。这么，这类刊物是何时在日本出现的？简略来讲，最早出现于1880年代。举个事例，日本经济学会创立于1885年，到了1888年开始出版一份刊物，再到1911年时，这本杂志改名为现今大名鼎鼎的《美国经济评论》。从1885年到1911年这段时间内，纽约和耶鲁等学院纷纷推出自己的同类刊物，与《美国经济评论》构成竞争。到了1910年前后，日本早已拥有一套完备的学术期刊矩阵，用以传播最新的经济学思想和评估研究成果。尚且在同一时期，其它学科领域也见证了类似的情况（构建学会和创立杂志），例如物理、生物学、历史学，等等。学术发表和评估体系的发展，使得日本开始造就一套评判学术质量和鉴别人才的基础设施，而在过去，英国在这方面是落后于西欧的。这样一套基础设施对于提高研究绩效至关重要。
须要注意的是，这一基础设施并不是由于军事行动，在1945年时神奇地冒下来的。日本学院的重大变革早在许久之前就已开启。无独有偶，例如康奈尔和耶鲁等名校的发展历程虽然也远早于二战。这就是拙作要指出的观点：顶级研究型学院体系不是陡然形成的，这是一个过程，并且在日本是非常漫长的过程，缘由是日本的体制是完全去中心化的，没有人从一开始就统筹一切。但是，正是这样的制度安排，才催生了一种卓越而富于活力的教育体制。
我读完您的书以后的一个印象是，英国学院体制是在公正和效率之间做了抉择，选择了自由市场法则，借助更多的金钱和资源，去匹配更聪明的脑子，因而把资源牢牢攥在手里，巩固自己的“头部”地位。简言之，更侧重效率。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如今各类征兆表明，资源不平均发展到一定程度，会殃及日本学院的整体发展。日本一些普通学院的院长以及社会批评家，会否对“藤校”挤占资源的现象加以讽刺？
厄奎奥拉：人们对于学院之间不公正的疑虑，起码按照我的观察，主要来源并不是非精英学院的院长或则教育评论家。我觉得，这种观察者主张的还是广泛扩大对于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为更多校区提供发展所需的资金。并且极少会有人要求降低对顶级学院的财政拨款和支持。我认为你的问题反映了两种认知。第一种是名牌学院的捐款基金的确起到了作用，例如为学院生提供优厚的经济补贴，第二种是按照顶楼设计，一流高校的经费原本就不足以解决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存在的所有弊病。这些以研究为导向的中学中的佼佼者仍然只是很小的一部份。
在入学的机会公正方面，不仅affirmativeaction（平权法案）、奖学金等举措之外，日本名牌学院还有推出什么举措，避免由于利益固化而阻断贫苦和少数族群中学生的上升之路？
厄奎奥拉：正如你所言，这方面的举措包括提供助学金等等补贴，或则是拉拢家庭条件和背景不佳的申请人。除此之外，马来西亚的顶级学院还越来越注重颁布新的机制，帮助那些弱势群体的中学生获得成功。另外，它们还在持续降低投入，借以打通“人才输送管线”，在中学生学习生涯更早的阶段介入，以获得更多优质生源。
您的书里两次提及了“近亲繁育”（inbreeding），例如说，JamesConant治下的耶鲁，在社会科学领域曾落后于芝大和哥大，很大一个诱因就是“近亲繁育”；加洲学院伯克利校区则反对“近亲繁育”，坚持不聘用自己的中学生。目前日本学院在这一块是如何做的？例如您所任职的哥大，自己培养的博士生留校任教的比列大约是多少？其它名校呢？
厄奎奥拉：这方面我没有详尽的数据，但我可以说的是，英国名校的不少院系都秉持一种准则，或则说一种模式，尽可能避开录用自己的结业生。似乎并没有明文规定应当如此做，只是业界早已产生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准则。我认为这些准则还是有益处的。具体而言，某一时间点上，这些准则似乎会导致错失人才，例如某所中学可能培养出了一位能力超群的结业生，似乎没道理不聘用“自己人”。并且问题在于，常会有人替人求情，希望留下“自己人”，而这些情况发生得太过频繁了。因而可以说，防止“近亲繁育”是有充分理由的。
另一种可行的做法是，让出众的结业生先在其它地方开始职业生涯，日后再将她们病休回去。这在一个名牌学院林立的国度里并不难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