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日本敦煌学之中坚人物石滨纯太郎所据地位相当独特

纵观早期日本敦煌学之中坚人物，石滨纯太郎所据地位相当独特。在以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羽田亨等京都帝大教官们所主导的早期日本敦煌学中，石滨纯太郎起初恐怕必不位于其列。石滨纯太郎出生于大阪，在大阪的中学毕业之后，未能考取当时作为进学帝国大学门径的高等学校。而是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直接考取东京帝国大学，主攻中国文学。其年文科合格者，唯独石滨一人。其于东大毕业时，还被授予银怀表（作为当时东大优秀毕业生的象征），校方亦似有令其留校的意向。但出于家庭原因，石滨还是回到了大阪。乃后石滨的生涯亦仅仅拘于大阪，罕少涉足东京。且其仅在二战结束后，就任关西大学东洋史学教授，其人生的大部分阶段，都是作为町人学者度 过的。

石滨一直秉持其町人学者的身份，则是出于其作为大阪学问之继承者的强烈自许。自江户时代起，作为商业都会的大阪，保有迥异于江户官学的独特学风，也孕育了诸如富永仲基、山片蟠桃等天才学者。在这些学者中，石滨尤其对富永仲基的学问推崇不已。

作为大阪汉学塾泊园书院的藤泽氏的姻亲，石滨儿时便对传统汉学颇为熟稔，在东京又接触到新式的欧美东方学，对西域、印度乃至满洲、蒙古等的语言和历史，抱有极为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其在东京听了大谷探险队橘瑞超的演讲之后，对中亚研究的热情越发高涨。所幸石滨经济条件较为宽裕，得以从海外购集相关的杂志与书籍，专心投入到研究之中。石滨一方面从传统汉学出发，兼而精通欧美及俄国的东方学，密切关注这一领域的前沿动向，取径与其他日本学者大为不同，且得益于其所具备的阅读外国研究文献的高度的语言能力，其学问由此乃至一时无匹之境界。

直至大正五年（1916），通过西村天囚（1865—1924）的引介，石滨得以结识其尊为人生导师的内藤湖南（1866—1934），其与诸位京都大学学者的交流，亦由此发端。大正十年（1921），大阪外国语学校建校，并自翌年起开始授课，石滨打算系统学习蒙古语，因而以委托专科生的身份入学。当时在大阪外国语学校，讲授国语与语言学的乃是龟田次郎，而教授蒙古语的讲师则是京都大学的羽田亨，由此，石滨与他们也熟悉起来。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则是石滨与时任俄语讲师的聂历山相识，此事决定了石滨之后的研究方向。石滨开始与聂历山共同研究西夏语，并通过聂历山的介绍，开始与俄罗斯学者如阿列克谢耶夫、楚紫气等汉学家，以及符拉基米尔佐夫、鲍培等蒙古学学者展开交流。

与《敦煌石室的遗书》这一演讲直接相关的是在此前一年即大正十三年（1924），石滨长达半年的欧洲访书之行。听闻内藤湖南打算赴欧考察敦煌古书之后，石滨要求自费随同前往，并获允准，此行不仅是石滨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长途旅行，亦是其得以调查心心念念的英法所藏敦煌遗书实物的极其宝贵的机会。当时，远渡欧洲调查敦煌遗书的日本学者，唯有狩野直喜、矢吹庆辉、羽田亨等寥寥数人。石滨基于此行的经验，通过演讲的形式向大众推广敦煌学的创立与成绩，也是普及敦煌学的绝佳机会。在这一时期，大阪超过受关东大震灾影响的东京，发展成日本人口最多的大都会，被称为“大大阪”。而宣传敦煌学这样的国际性的学术领域，恐怕也与这样的时代背景有着一定的关系。

这一讲稿屡被作为最初使用“敦煌学”一词的文献之一提及，早在1925年，其已经详细而准确地阐明了敦煌学的内容和意义，可以说是时代最早的敦煌学概论。加之石滨广泛利用斯坦因诸种考古报告，伯希和的演讲、书信，乃至刚刚出版的千佛洞图录等，可谓是对当时所能得见之资料做到了竭泽而渔，令人叹为观止。能做出如此程度的海外研究成果介绍的，当时恐怕仅有石滨一人。

距离石滨演讲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神田喜一郎（1897—1984）在龙谷大学举办的大藏会上发表了题为“敦煌学五十年”的演讲，其讲稿后来收在神田大著《敦煌学五十年》中。神田演讲时，不仅名正言顺地使用了石滨在《敦煌石室的遗书》中所提出的、之后被正式确立的“敦煌学”这一名称，而且还推荐了《敦煌石室的遗书》一文，谓之“对敦煌学抱有兴趣者所必读”。

此外，再对开展这一演讲的怀德堂略做注释。怀德堂最早可追溯至江户时代。享保九年（1724），大阪的富商们延请三宅石庵（1665—1730）为学主，设立怀德堂。两年后的享保十一年（1726），其为江户幕府所承认，成为官方认证的学术机构，是大阪至为重要的教育机关。明治维新之后，怀德堂从旧幕府处获得的特权不复存在，只能被迫闭校。直至明治四十四年（1911），在时任朝日新闻主笔的西村天囚等人的努力下，凭借大阪财政界的资助，怀德堂纪念会成立，拟重建学校。而大阪府则将大阪府所有的东区丰后町（即现中央区本町桥）拨为学校的建设用地。大正六年（1917），怀德堂以松山直藏（1871—1927）任教授，西村天囚为讲师，正式开讲，被称为重建怀德堂，而邀请石滨做演讲的，也正是这一重建怀德堂。在石滨的演讲中，亦指明了其是受松山直藏之托。而大正十四年印行的私印本的卷首，又记有题献西村天囚的致辞，由此也可以推测该演讲亦受到西村的大力支持。很可能正是因为这场演讲，加深了石滨与怀德堂之间的联系。昭和二年（1927）十二月，石滨与聂历山等人结成静安学社时，办公地点亦设在怀德堂内。战后，重建怀德堂的藏书与职员都移交大阪大学管理，其用地也归还给大阪府，怀德堂由此解散。昭和四十五年（1970），石滨生前苦心收集的日文、汉文以及西文藏书，包括拓片、照片，研究笔记以及其所收到的书简，均寄赠石滨的母校之一大阪外国语大学。由于平成十九年（2007）大阪外国语大学与大阪大学合并，目前这批藏书收藏于大阪大学附属图书馆石滨文库中。此亦是石滨与怀德堂的一段奇缘。

——《丝路文明》第四辑，2019 年11月，第205—207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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