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毕业旅行|赫特福德大学毕业证样本
Tina说，18岁那年出国的时候，她和父母关系并不融洽，寒暑假也总是报名参加社会考察和实习，就为了有借口不回国。但是经过疫情一年，什么都要靠自己，也没有家人的孤独，她和父母的关系逐渐和解了。这次连工作签证都顾不上申请，只想尽快回到父母身边。
但同时，她感到很矛盾。她说，自己来美国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爱国的“小粉红”，在大学校园里，她还因为2019年香港的游行事件和来自香港与台湾的同学激烈辩论过。而这次她和周围的中国同学难以回国的经历，让她开始反思中国的一些政策和社会现状。她的朋友历尽艰辛从美国回到了国内的时候，遭到邻居在小区的微信群里不断指责她“千里投毒”的做法，甚至在居家隔离期结束之后，仍然在公众场合辱骂她和家人，让他们滚回家呆着。
来自中国官媒的照片显示，近期，在疫情卷土重来的石家庄，当地居民排队接受集中隔离。
来自中国官媒的照片显示，近期，在疫情卷土重来的石家庄，当地居民排队接受集中隔离。 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Tina认真反思道：“我觉得这个社会出了一点问题，人们实在太愤怒了，而且动不动就把我们这样的留学生和‘境外势力’挂上钩，但其实我们也是中国国民，也应该享有基本的权利和自由。”
这现状更加坚定了她想要从政，然后从政策上改变社会的想法。原本，她的父母对她的要求是回国之后要找高薪的工作，最好是做金融，要买车买房。但是现在，她的父母对她的要求更宽松，只要她健康和快乐就可以了。听到她说想要从政，可能会从最底层的公务员或者村官干起，她的父母也表示会全力支持她。
“现在的政客都太腐败了，他们和底层的百姓脱节太久了，不知道人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Tina说。“我们需要的是大使馆可以把回国的规定说清楚，不想让我们回国就不回国，而不是天天改变政策，或者用一些很模糊的话来搪塞我们发过去询问的邮件。”
“美国的政客也是，采取一些根本没有用的社交隔离措施，苦的是老百姓和小商贩们，受益的是大企业，”她说。“我希望可以做一个真正能够倾听老百姓疾苦的政客，然后推行一些方便最底层最边缘的群体的政策。”
见识了美国的另一面
如果没有疫情，Eric Ma会于2020年暑假在美国进行实习，然后为毕业之后找工作做准备。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遗产保护学硕士，生长在北京的他从小对古建筑与城市历史充满了兴趣。2020年3月时，他已经面试了好几家博物馆、政府机构等，一切进行顺利。
但是当疫情来临，所有的面试都没有下文。他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也找不到工作。政府停摆，建筑项目停工，博物馆关门，对建筑专业的他们的打击是巨大的。
有一段时间，他很焦虑，精神压力很大。他也羡慕在国内读研的大学同学们，许多人去了故宫等地实习，他也想过要不要回国，花了很长时间研究怎么买飞机票。但Eric最终决定留在美国。我问他，回到2019年再选择一次，还会来美国读研吗？他说还会，因为在持续近一年的疫情中，见识到了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一面。
疫情期间，哥伦比亚大学硕士生Eric Ma留在了美国。他说自己有段时间很焦虑，精神压力很大。
疫情期间，哥伦比亚大学硕士生Eric Ma留在了美国。他说自己有段时间很焦虑，精神压力很大。 BY ERIC MA
“新冠肺炎大流行带给我个人的不仅仅是烦恼和不便，它有时也意味着新的观察世界的角度，”Eric说。“在这场波及每一个人的历史性事件里，我看到了混乱，矛盾，人性的险恶，也见证了气壮山河的伟大胜利，还有来自社会基层的人性光芒。”
国外毕业旅行他说，他见证了纽约市把教堂改造成医院，见证了志愿者在口罩最紧缺的时候在街上发免费的口罩，见证了救护车在马路上川流不息。他观察到了许多令人感动的细节，比如每天晚上七点钟，大家自发去窗口鼓掌表达对医护人员与其他必要工种的人员的敬意。
但是他也对美国体制感到非常失望。“在来美国之前，从未怀疑过美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觉得美国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之一，”他说。“实地经历过之后，觉得美国的表现配不上它的国际地位。觉得政府部门和应该为之负责的高层领导人是完全失职的，觉得他们辜负了底层人民的表现。”
如今，美国的疫情还在持续，他已经找到了如何在疫情中努力过好生活与保持求知欲的方法，比如多去观察一些平时被忽略的角落，用相机去记录下平凡人的生活。
但Eric坦言，看两个国家的政府彼此攻击甚至谩骂，却是不会好受。“我作为中国学生，想要多了解美国，想要从这里学到一些东西，我身边的很多美国人也想多了解中国，”他说。“但是在敌对的大背景下，我和很多美国人的这些微小的愿望就越来越无法得到满足。”
在美国“黑”下来了，特朗普的支持者却给我送温暖
一场疫情彻底让May Fang彻底醒悟过来——“原本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后来才知道自己是天之弃子，”她自嘲说。
就在一年前，她还是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高材生，而且早就找到了上海一家咨询公司的工作，只等着6月份拿到毕业证书，然后回国入职。也正因为如此，她并没有申请可以让她毕业之后继续留在美国工作的OPT签证。
武汉暴发疫情的时候，她连续三天开车出门，买光了周围超市的口罩和消毒水，通过武汉大学校友会捐给武汉的医护人员。她天天晚上刷微博上和疫情有关的信息，李文亮去世那天，她哭了很久很久，第二天都没办法去上课。
“当时觉得自己在美国很幸福，也竭尽全力地帮助国内的人，”她说。“没想到后来，美国的情况更糟糕十倍一百倍，而我在国内的朋友生活逐渐恢复正常，我的生活却完全被毁了。”
她在疫情前，早早就买了6月份回国的机票，但是在值机的时候，得知因为其他几班航班被取消，所以这班航班超卖了，她和许多乘客无法值机，拿不到登机牌。而当时，她的学生身份已经到期，必须在90天的宽限期里离境，车已经卖了，房子也退了，大件的行李和冬天的衣服也都打包寄给了家人。她的生活一下子就乱了套。
雪上加霜的是，她因为连续好几天奔波各地找房子，最后8月感染了新冠肺炎。她的症状并不严重，但看到了检测报告上的阳性字样，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浑身发冷，抖地像筛子一样。
病好之后，10月初，她的母亲不再放心她呆在美国，取出积蓄给她买了11月中旬九千多美金的商务舱机票，等待她的却是最新的双阴政策——核酸阴性和血清抗体阴性。她身体里还有新冠抗体，测了许多家都测不出来抗体阴性，这样一来，她回国的路算是彻底堵死了。
她也试过在网上抱怨自己的处境，说自己曾经给武汉捐物资，凭什么不让自己回到祖国。回复里都是骂她自私和不顾全大局的，直到现在，还有人私信她，问她怎么还没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