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毕业旅行|赫特福德大学毕业证样本

现在，没有签证，没有驾照，没有合法身份的她在美国“黑”了下来。她没有办法工作，只能靠父母每月给她一些零花钱，也没有社会保险号和财产证明，没办法长期租房，只能在网上找各种短租房或者群租房。她以后要申请美国签证都可能会有影响，但是她说，自己顾不上考虑这么多，因为原本也没有准备留在美国工作或者读博，她只想尽快和父母团聚。
“我一个人在美国，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圣诞节期间，她终于放下面子去领取餐馆发放的免费食物，冷风中，她站在长长的队列里，周围都是因为新冠而失去工作甚至无家可归的人，她想，自己到底是哪一步走错了，才陷入如此的境地呢？
去年圣诞节，困境中的May Fang终于放下面子，领取了餐馆发放的免费食物。
去年圣诞节，困境中的May Fang终于放下面子，领取了餐馆发放的免费食物。 BY MAY FANG
好在周围的邻居在听说了她的情况之后，纷纷给她送来食物和御寒的衣服。她暂住的地方是一个支持特朗普的社区，住户很多都是商店收银员、巴士司机等，收入不高，但是社区里每周日都会有人把旧衣服、旧家具和多余的食物拿去社区的教堂，供有需要的人免费取用。
从1月下旬开始，她通过在教堂里做一些义工来换取免费的食物，也可以免费使用教堂里的厨房，这让她的生活稍微稳定了一下。她有机会和美国不同阶层的人打交道，互相帮助，这样的经历让她想要在将来做一个社工。
May说：“我原本很害怕那些特朗普的支持者会歧视我，会叫我滚回中国，但是他们都很热情。而且因为大家的生活都受到了疫情的影响，所以很是有种抱团取暖的感觉。知道我没有车之后，他们争着开车载我去超市采购物品。我原本不知道在这个城市里有这么多志愿者机构，有帮助流浪汉的，有帮助少数族裔的，有帮助单身妈妈的。我觉得，回到中国之后，可以在中国的城市里建立起类似的互助机构。”
但她现在也不排斥再有机会的时候留在美国工作。因为自身的遭遇，她对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都失望至极，后来又因为素昧平生的人带来的温暖，觉得社会也不是那么糟糕的。她说，“我过去一年学会了不要给复杂的事情下结论。”
疫情对我是难得的机会
过去一年的艰难似乎并没有那么影响到安铂的生活——因为她拒绝让疫情改变她的计划。
安铂在沃顿商学院就读MBA，2020年1月，正在上海探亲的她在中国疫情彻底暴发前顺利地改签机票回到了美国。之后，美国疫情迅速恶化，学校转成了网课，她又于5月份乘坐私人包机回到了中国。但是在家里呆了快半年之后，她10月份又回到美国费城了。（回美国前，她接受了中国国产的疫苗注射，当时需要有关系才能轮到。）
疫情期间空荡的哈佛校园。一些大学计划重启线下教学，但仅对少部分学生有限开放。
疫情期间空荡的哈佛校园。一些大学计划重启线下教学，但仅对少部分学生有限开放。 CASSANDRA KLO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我回来美国，是因为早就规划好的创业项目要开始启动，”她说，“当然，如果我留在中国的话，日子会舒服很多，可以正常出门吃饭，看电影，但是我不希望因为疫情而改变我的人生规划。”
应该说，她是因为家里条件好才比较容易这样去安排。安铂的父亲是商人，家境殷实，母亲则来自官员家庭，她很小就去了美国，在家人的支持下开公司，做投资，生活风生水起。谈到疫情对她的影响时，她笑着说交了非常贵的学费，希望可以拓展一些人脉，却变成了全网络授课，同学之间连面都见不到，更别说进行社交了，也少了许多嘉宾讲座等课余活动。但她说自己在课业轻松下来之后，还开始自学编程和投资股票。
安铂现在甚至有点后悔在美国疫情暴发的时候回到国内去躲疫情了。她说，自己认识的几位在美国的创业者或者投资人，都因为疫情期间房价和股价的飞涨，身家翻了几倍。“我现在意识到了，全球疫情这么巨大的事件，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灾难，但是对最聪明最顶尖的那群人来说，是很难得的机会。”
从小在商场里耳濡目染的她也改变了自己的职业规划。她原本希望自己线上教育的初创企业可以在三年里盈利，但是她现在的计划是18个月内实现盈利；她原本希望可以做大公司的女高管，但是她现在希望做一个连续创业者——不断在危机中发现机会。
把健康与快乐放到学业与事业之前
金姗妮和杨锦忆是一对来自武汉的闺蜜，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建筑。她们永远都不会忘记黑色的1月和2月。
“我和我也是武汉人的室友天天抱头痛哭，”锦忆说，那段时间，抱怨那些上层领导人的不作为所带来的的愤怒就成了情绪的出口。愤怒的背后是身处千里之外，什么也做不了的无力。她曾经参与一个网络上的筹款组织，很快就群策群力募集到了上百万人民币，他们花了其中的几十万购买当时武汉急需的口罩，但是却被对方给骗了，凝聚着大家的关怀的捐款就这么石沉大海。
姗妮的父母都在湖北省中医院工作，是最早和病毒搏斗的那一群人，亦在最早被感染的那一群医护人员中。1月底2月初，父母相继感染，而他们在病好后，又立刻投入到了繁忙的工作中。姗妮在讲述那段往事仍然会伤心落泪，她记得父母都确诊之后，声音有些虚弱和沙哑的父亲打电话给她，用前所未有的严肃口吻告诉她要好好学习，好好生活。但是父母确诊的消息，也让她心态从之前的恐慌和担忧变得坚定。
似乎是一开始就经历了疫情最糟糕最无助最恐慌的阶段，所以姗妮与锦忆在后来的一年里，遇到其他的困难和障碍，都有了些游刃有余的成熟。
经历了疫情之后，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学习景观设计的金珊妮说，想要向疗愈景观的方向发展和研究。
经历了疫情之后，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学习景观设计的金珊妮说，想要向疗愈景观的方向发展和研究。 COURTESY OF SHANNI JIN
她们说，现在自己已经能够比较从容地面对那些“武汉病毒”和“中国病毒”的歧视，不再把别人的侮辱当成一回事。她们也逐渐从夜夜流泪、不能入眠的情绪中慢慢走了出来，甚至开始有意识地去关心呆在宿舍里的那些落单的同学们；她们会约学弟学妹一起做菜，也会给老师过生日。面对中美关系的恶化，中国媒体上对于美国抗疫之糟糕的渲染，和美国媒体上对于中国的敌意，她们也都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
她们也开始把健康、快乐这些概念放到学业有成、事业有成之前。如今，她们选择在康奈尔继续自己的学业，学校给同学和教职员工每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只允许核酸阴性的人进入教学楼，还有好几个心理疏导平台供她们倾诉，所以她们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觉得很安全。
但是经历了疫情之后，姗妮说，她更想要毕业后回国，在一个和父母家人见面更方便的城市。而在职业规划上，学习景观设计的她开始想要向疗愈景观(therapeutic landscape design)的方向发展和研究。疗愈景观目前在医院、疗养院等应用得更多。姗妮说，父母在家隔离了很长一段时间，是楼上院子里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让他们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她自己也经历了学校的突然关闭，能够保持乐观，和坚持戴口罩去户外跑步中与大自然的接触分不开。所以，她认为后疫情时代，公共区域的设计会更加考虑怎么给人更多的空间，怎么让人们放松身心。
还是相信民主比权威制度好
梁晓晨是加州大学圣塔克鲁斯分校的社会学博士。她说，过去的一年里，疫情、BLM（“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大选等许多问题渐次出现，也让她觉得自己难以融入中国留学生的圈子，她开玩笑说：“我和我的男朋友应该是留学生里面最讨厌特朗普的。”
她所面临的最主要挑战可能是针对她的社会与政治价值观。据她介绍，身边很多中国留学生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们反对BLM游行，反对政府派福利给非法移民，他们拒绝任何帮助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的行为，觉得那是人家咎由自取。他们中的许多都是学计算机专业的，也有人已经有了硅谷的实习或者工作经历。他们觉得中国疫情的表现很不错，因此看不起别人。但是他们也不愿意因为疫情的原因回国工作，因为自己都可以在家学习或者工作，收入也没有减少。
他们在梁晓晨询问起来说，自己很小的时候就被家里人灌输了一种要做“人上人”的观念——要去名牌学校读书，要去名牌公司工作，要买豪车，住大房子。而在美国，因为房价车价相对中国的北上广更低，名牌公司也比中国更多，所以他们在美国更能够实现童年就有的梦想——住别墅，开特斯拉，生几个孩子等。
在武汉举行的一个展览，纪念这座城市与新冠病毒的斗争。武汉封城已过去一年，中共宣传机器也绝对控制了疫情叙事的话语权。
在武汉举行的一个展览，纪念这座城市与新冠病毒的斗争。武汉封城已过去一年，中共宣传机器也绝对控制了疫情叙事的话语权。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好在疫情本身并没有给梁晓晨的生活带来许多改变，想要做老师的她在疫情期间积累了远程教学的经验。对她未来的事业和家庭计划影响更大的，恐怕是特朗普政府10月宣布对H-1B签证政策的重大改变，新规将大幅度提升薪水的门槛，严格限制申请人专业背景要求等。她以后想要做教师，而这个职业可能拿不到可以申请H-1B的基础工资，这个可能会很大程度影响她未来的计划。如今，她在等待拜登政府能否出台新政策。
国外毕业旅行她说，虽然中国疫情时期的管理方法很高压，但还是有成效。她对特朗普这个人和共和党也有了进一步的厌恶，尤其是他们在疫情期间制造种族歧视的无耻举动。但相比较而言，她仍然更喜欢美国的政治和社会。
“（我）还是相信民主是比权威更优越的政治制度，只是目前美国的民主制度不完善，”她说。“但是就个人而言，（我）在美国感受到了更多的包容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