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雅典州立大学毕业证分析:英汉相争，谁人失利？
亚洲国家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分别排11、12位。中国大陆地区排名34，仅次于台湾地区，不及香港特别行政区（22）。同乌拉圭、斯里兰卡、俄国、意大利、台湾、法国、阿联酋、哥斯达黎加、巴西、秘鲁、墨西哥、土耳其、伊朗、埃及一起，同属“低熟练度”(Low Proficiency)国家（或地区）。如果考虑中国多年在英语教育上的投入，中国人的英语学习确实低效。
根据此数据，中国成人的英语水平不及常被国人取笑的韩国（24）、日本（26)，甚至越南（28）。在这些亚洲国家，决策者多把英语教育纳入到国际化、全球化的策略下来考虑。韩国1997颁布的第七套课程标准就明确提出英语是全球化时代的通用语言，课程标准强调学生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用英语交流的能力，也开始把英语学习提前到小学阶段。越南教育和培训部制定的2008－2020行动计划中，也强调英语教育和英语教师培训的战略性地位。我自己20世纪90年代初在国内读书时遇到的很多美国外教，后来都去了越南执教。越南的英语热比中国起步晚，但是效果却比我们好。
从这些背景来看，英语教育在中国应该不可掉以轻心。但是继山东、江苏、浙江之后，2013年10月21日，北京市考试院公布中高考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拟从2016年起，中考英语分值由120分降到100分，高考英语分值由150分降到100分。同时，中考语文分值由120分提高到150分，高考语文分值由150分提高到180分。这些变化中，明显能看到英语教育地位下降，母语教育地位被抬高。
这种母语和英语之争，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过，例如法国。法国捍卫法语的历史由来已久，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都读过都德的《最后一课》。当代的法国已无外敌入侵，法语没有面临文化灭绝的危险，但是在法国这种危机感始终存在。1994年，在右翼政客雅克·图邦(Jacques Toubon)担任法国文化部长期间，法国颁布了所谓《图邦法》，规定官方文件只允许使用法语。不过，即便有该法律保护，英语“入侵”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治。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雷斯(Michel Serres)在2010年接受英国《电讯报》采访时称：“巴黎墙壁上的英文，比德国占领期间墙上的德文还多。”
北京这次改革并非突兀，此前教育部门已经进行过多次试探。早在2011年1月3日，教育部长袁贵仁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撰文，提到了下一步高考的改革思路，包括“有的科目一年多考”——不过并未明确指出要改革的是哪个科目。在“十八大”闭幕后，教育部党组召开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专题会议，并在2013年1月下发了《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这份教育部今年的“一号文件”除了再次提出制定颁布高考改革方案，还明确表示，“一年多考”的科目将是英语科。在这份文件中还谈到强化本土教育，加强对中小学、大学语文和历史课程的整体设计和基本建设，探索通过语文、历史等学科“渗透思想品德教育”。
为什么中高考改革从英语抓起？从现实角度考虑，是因英语的柿子最软，家长和学生意见最大，学起来最费力，资源投入最多，市场最混乱，这方面的改革貌似最能凝聚共识，给高考改革寻找一个反弹比较小的突破点。改是肯定要改的，问题是现今这种改法，无助于应试教育的突围，因为这样只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把应试的重点放到语文学习上去了。和背单词记句型和语法的英文应试相比，语文的规则更复杂多变，难有共识，学生应试恐怕更难找到门路。从减负上看，这种改法可以说毫无帮助。此番改革只会影响家长的预算，如果可支配的子女教育费用有限，他们可能会把用来买英文材料的钱去买语文辅导材料。
这种改革也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这几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文化自负有抬头之势。2010年，就有政协委员提议维护汉语纯洁性。中国舆论桥头堡央视开始倡议限制英文缩略语的使用。当时遭到嘲讽和反弹不小，结果应该说是不了了之。
这次高考减分改革，挠到了不少考生的痒处，所以支持者不少。决策者借助民族主义思想，抬升貌似失落的中文的地位。新近开始的“汉字听写大会”这类电视节目，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人中文水平的下降。需要指出的是，中文面临的问题，也是全世界性的。同样的现象，在其他国家也在发生。2011年，美国俄勒冈州开始允许学生在网络测试中使用文字处理软件的“拼写检查”功能，等于默认了学生拼写水平下降的现实。文字处理软件的普遍应用，和智能手机输入法的不断进步，使得拼写智能识别和更正功能越来越强大。我自己由于多年使用拼音输入法，“提笔忘字”的情形司空见惯，但并不太妨碍我的写作和翻译，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能迁怒于在英文上所花的时间。在英文写作当中，我也一样使用文字处理软件的自动更正功能。这个细节或许可以说明，学生学习语文中的一些挫败，未必和学习某种外语有关。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那种英语少学、母语就可以学好的简单思维。母语掌握得比较好的人，外语未必就一定很好。而外语水平高超的人，往往母语水平也比较高，二者相辅相成。在学界我们看到过钱鐘书、林语堂、陈寅恪、鲁迅、老舍等诸多例子。在文科创作和研究上，精通一门外语，也可帮助一个人打开眼界。学贯中西的朱光潜先生在《谈翻译》一文中曾称：“在现代研究文学，不精通一两种外国文是一个大缺陷。尽管过去的中国文学如何优美，如果我们坐井观天，以为天下之美尽在此，我们就难免对本国文学也不能尽量了解欣赏。美丑起于比较…...纯正的文学趣味起于深广的观照，不能见得广，就不能见得深。”其实何止文学?其他诸多学科也一样：关起门来自我欣赏，是难有长足发展的。
捍卫母语的保守做法，制造的问题会不会多于它所解决的问题，这还难说。可以肯定的是，人要想固步自封，那八成会成功的。法国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做法，就属求仁得仁，法国人的英语水平真下降了不少。根据前面所提的英孚教育调查，法国成年人的英语水平居然落到了中国之后。这个结果有些不可思议——英语中，来自法语的词汇比比皆是。今年早期，法国就有人提交《图邦法》修正案，要求部分国际科目中允许使用英文教学。这个修正案仍遭到强烈反对，反对者担心法语被边缘化。而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主席和法国一些科学界要人（包括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称，如果继续排斥英文，遭到边缘化的，可能就是法国的科技了。
这个奇特的结果，不能不引起国人担忧。在成人英语水平差强人意的沙特，其教育部官员今年2月份也考虑把英语教育置于优先地位，其出发点也是不希望因为语言障碍让科技发展受阻。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计算机教授侯赛因·森迪在2013年接受阿拉伯卫星电视台的采访时称：“世界上80%服务器在美国，基本上都是英语，世界上最重要的互联网网站和文化75%都使用英语。”斯里兰卡原为英国殖民地，独立后出于民族自信诸方面考虑，长期使用本土语言教学，但2001年开始用英语教授数学、科学等学科。
2003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Mahathir Mohammad)在卸任之前，留下了一项政治遗产：促成用英文教学数理化的立法。在解释这个做法的动机时，他说：“哪种语言便于你求知，你就应该使用哪种语言。历史上，阿拉伯的知识发达，欧洲国家人曾学习阿拉伯语……也曾学习希腊语了解希腊的语言和知识……如果现存知识都可以用本国语言来认识，那自然再好不过。不过现实的情况是，科学研究发展异常迅猛，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论文刊载，且绝大部分使用的是英文。”他表示，如果依靠翻译，这个翻译的人得有三种技能：英语、马来语，以及这门学科的专业知识。没有多少人能胜任这种工作，所以他觉得学英语反而是最经济有效的方法。出于民族主义者的压力，马来西亚后任政府推翻了这个本来颇有远见的法律，但家长群体发起了抗议，甚至发动集会示威。而工商业界则从员工素质和国际化竞争的需要考虑，组织起来，游说政府继续使用英语来教育数理化学科。在法国，商家则在《图邦法》的夹缝中寻找机会，将品牌、广告英文化，这样才能赢得生意。毕竟，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英语使用范围甚广，已经不仅是一个工具一门“外语”，而是求知、求职、求财时得去掌握的“国际普通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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