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圣母大学毕业证提问:琴童生涯留给我什么？
差不多在同样的时间，北方以北的沈阳，一个叫郎朗的男童已经拿到全国钢琴大赛第一名。他的父亲郎国任正孤注一掷地摩拳擦掌，准备把儿子送到中国最好的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郎国任本也是一位千里挑一的二胡演奏者，文革时却只能在工厂劳作，音乐梦想残酷地被现实埋葬。他将满腔抱负完全寄托于独子身上，一个多么典型的80后家庭的故事。
事过二十年，英国牛津一个安详的夜里，我和来自加拿大的未婚夫看了BBC关于郎朗的纪录片《Do or Die》。片子未过半，在未婚夫惊异的眼光下，我已经泣不成声。郎朗的故事于我并不陌生。七年前，我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Royal Albert Hall)排队三小时，只为买一张郎朗独奏音乐会的站票。我曾从焦头烂额的博士实验中停下来，听郎朗接受BBC Radio热门节目《荒岛唱片》(Desert Island Discs)的访谈，郎朗的自传《千里之外》也在那时翻阅过。纪录片中提及郎朗在牛津学联的演讲和演出，我曾在现场倾听过。但纪录片再次栩栩如生地打动了我，那些琴童生涯的回忆铺天盖地地席卷了我。
读郎朗的自传时，看到那段父亲郎国任逼他跳楼的故事，简直像看恐怖小说一般惊心动魄。郎国任孤注一掷地辞职，留下为家人辛苦劳作的妻子，带儿子从沈阳到北京拜师求学。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一个八岁的男童难以避免地产生畏惧感。在沈阳，他是大家瞩目的小钢琴家，父母是有着正当职业的中产阶级。但在北京，他只是众多琴童中的一个，父亲还差点被作为外地盲流而被警察遣送。每天一早郎国任便起身帮郎朗占公共厕所位，只为儿子能多练5分钟琴。夜里不睡盯着儿子，怕家里猖狂的老鼠咬了郎朗的手。他满腔希望郎朗可以考上中央音乐学院，成为世界上最好的钢琴家。然而，中央音乐学院的“爱发脾气老师”凶狠否定了郎朗的才华。绝望的父亲逼着郎朗吃药跳楼，说大家一起死。
同郎国任一样，我父母也深深知道教育质量的关键。他们辗转托关系，找过当地三个最好的老师，风雨无阻地接送我去学琴。但他们也逐渐和郎国任一样发现，在这座二线城市里，连每次练习的琴谱都需要托亲戚从上海买得，更难提最好的教育质量。于是我们举家搬迁上海，再次重复托关系找老师、每周接送的经历，我也很快感受到了中国一二线城市艺术教育水平差距的冲击。上海音乐学院旁边有许多“七十二家房客”，那些各地奔赴来的琴童家长为着相同的理由，夫妻分隔两地，事业全盘抛弃，挤在这些老旧的贫民窟里，一心一意辅佐孩子考上音乐学院。他们千辛万苦地找到专业老师，上课时，他们帮孩子详细地记笔记，以便回家后孩子练习时做提醒。下课时，他们把来之不易的积蓄装进信封，装作若无其事地塞给老师。
我记得在我的童年里，体罚儿童不是问题，父母们崇尚的是“不打不成材”。我的父母经常给我讲其他学琴伙伴的故事。有一个孩子不肯练琴时，父亲便把他拿绳子吊在屋顶上，用鞭子抽打。另一个孩子家里太小容不下他练琴，父母便逼他每夜在学校操场上练，冬天穿着棉袄，酷暑时则站在盛满水的木桶里练琴，以防蚊子咬腿。我自己也没少因为贪玩不练琴而被父亲痛打，那些断裂的琴弓木段是我父亲最好的惩罚武器，腿上一抽便是一道血印。我也有一个爱发脾气的老师，经常责备我不把小提琴琴头抬高。父亲便在我练琴时，拿把小刀放在我举着小提琴的手臂下，刀刃朝上正对手腕，脖子肩膀酸了琴头往下掉，手腕便擦着刀刃划出血口。母亲也许偷偷心疼过，但在我面前，她永远是一副支持父亲的模样，谆谆重复老师们的教导：“音乐家是没有童年的。”
我的未婚夫来自加拿大魁北克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他看来，这样的故事如果发生在他的故乡，孩子会被当地福利机构带走，父母则理所当然地应该被剥夺抚养权。纪录片里，记者也问郎朗：在西方标准下，你父亲的行为已经属于虐待儿童了。郎朗若无其事地回答：没有他我也没有今天，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成长方式。今天的郎朗似乎完全没有伤痕，有东北人的皮实乐呵，娴熟地在各种场合得体地表演，很聪明地在音乐与商业间穿梭。
我的未婚夫完全无法理解中国父母们对音乐的执着。他认为，像医生、工程师、会计师等职业，只要你顺利完成学业，并不需太多才华天赋，便可以有稳定的工作与生活。但音乐家是一个风险巨大的职业，它需要天赋、艰苦训练和很多运气才能成功。我不知道怎么解释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在那个机会远没有今天丰富、上升渠道极其狭窄的社会，大学生已是天之骄子。许多父母勇敢地飞蛾扑火，只为孩子可以多一条成功之道。今天的变化又有多少呢？音乐是升学的捷径，虚荣的来源，还是只是真诚纯粹的热爱？
我回忆小时候的琴童伙伴们。有的孩子顺利进入音乐院校，成为专业艺术家；有的孩子成为音乐教师，过着不错的中产阶级生活。但我们中没有人成为郎朗。我们没有异禀的音乐天赋和超强的抗压能力。我更是全无音乐才华，十多年琴童生涯毫无建树，倒是稳稳当当完成了学业，成为一个面目模糊的工程师。但当长大成人后，我才不自觉地发现，童年的训练已经使音乐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安静却坚定地流淌在血液中，偶尔汹涌地奔腾于泪水里。即使出国远离父母，不再有环境的逼迫，我也会参加学校交响乐团的排练演出。在多年漂泊的异乡生活中，音乐是我的安定剂与精神慰籍。我还会排很长的队，花不多的积蓄去听郎朗的音乐会和演讲。那是一个我与父母未竟的梦，郎朗帮我们这一代人实现了。
纪录片中唯一一次见到郎国任发自内心的微笑，是当他以二胡和郎朗合奏《赛马》。郎朗把父亲带到卡内基大厅演奏，亲情和东方因素统统成了吸引西方观众的卖点，郎国任为儿子多年的个人牺牲终于获得儿子的巨大反哺。当他拉起二胡独奏，他真心漾起了笑容。那一刻，他只是一个热爱音乐的演奏家。
而我也是的。无论成就高低，有音乐陪伴的人生便是幸福。对此，我将终生永怀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