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毕业旅行|西班牙瓦伦西亚理工大学毕业证分析:关于金钱的五个故事

我的厨房很大一部分被我那张老旧、邋遢的暖棕色餐桌所占据。
它的状况已经惨不忍睹。每次坐下来，我都会被旧油漆、热溶胶和偶尔一点指甲油（这要归功于我的姐姐们）的碎屑包围。我们有两把椅子，无论坐上哪一把，我都得格外小心它们会不会散架，因为椅子腿的固定靠的是一种由木工胶、蛮力和纯粹的使坏组成的恼人混合物。
在我生命的前半部分，这张厨房桌就是我家的中心。小时候，每天晚上7点，我们（我奶奶、我爸和两个姐姐）会准时在这老旧、邋遢的暖棕色餐桌上吃一顿奶奶做的饭菜。
在那些家庭晚餐上，我会和我爸争吵取乐，看着他因为打扰我吃饭被奶奶吼骂，并听着我的姐姐们或是争斗或是开玩笑；那永远是一场冒险。最初，我的厨房桌有五把结实的木椅。几年后，我的大姐16岁、我8岁时，椅子的数量随着她的搬走减到四把。她与奶奶的争吵太多，也不守规矩，所以她离开了。
三年后，奶奶被诊出患了小细胞肺癌。这给我们的晚餐桌日常又带来了一些改变。起初是我的另一个姐姐开始不来吃晚餐。倒不是因为饭菜难免不那么可口了（癌症会破坏味蕾和整体烹饪能力），而是因为她总是不在家。我觉得她不想待在被诊断癌症后的奶奶身边。
椅子数降到了三把。过了一年左右，晚餐本身的次数也少了很多，主要不是因为奶奶，而是因为爸爸决心让奶奶多休息。她没搭理爸爸的担心，所以最后变成了我得面对的某种不上不下的灰色地带。
奶奶得癌症一年半后去世了。这句话说起来很快，但其实拖了很久。别误会，我是爱奶奶的，但得癌症的人往往去世前很久就已经死了。
她过世时我在场，就在我们的起居室里。我在床的一边，我爸在另一边。她沉重的喘息渐渐变缓，然后停了下来。听上去挺难过，但其实多少是个欣慰的时刻。爸爸说的第一句话是“抱抱她吧，你现在不会弄疼她了。”虽然有积痰之症的气味，我还是抱了她。我们只需要两把椅子了。
在那之后，爸爸和我还有我们这个非传统美国家庭所剩下的部分，组建了一个格外非传统的家庭。我们过了段时间才稳定下来，因为坦白讲，奶奶得癌症前我们已经是低收入家庭，之后更是每况愈下。
爸爸和我削减了所有开支。我们去掉了家里的有线电视、手机和互联网。少用油、少用水、少浪费食物，有段时间我们没车，因为家里的小面包车太耗油，还经常抛锚。可是，即便那是个没Wi-Fi、没手机、单调至极的一年，我们还是挺了过来。
我依然住在同一座房子里，只不过现在有Wi-Fi了。我们的餐桌还在，不过我们把中间的木头拿了出来，现在它的大小刚好够我们俩人使用。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吃晚饭，但有时候爸爸跟我会坐在沙发上闲聊会儿。
当然了，我们的咖啡桌聊天内容或许和从前的家庭晚餐不一样，或许我们的电视已经打不开了。或许我们的厨房里有蚂蚁，或许我们得用90年代的老掉牙收音机收听超级碗(Super Bowl)的实况，又或许，爸爸现在也病得越来越厉害了。
我不在乎我的新生活是围着有破洞的旧沙发、一个暴脾气老头、一对肥猫和一只鬃狮蜥转。和爸爸在一起，我感到心满意足；每晚7点，昏暗的厨房里，会有两把空椅子围在脏兮兮的暖棕色旧餐桌旁，我感到心满意足。在这段日子里，起居室的灯是开着的。
圣迭戈
安迪·帕特里坎在圣迭戈的家中。他将入读雷德兰兹大学。
安迪·帕特里坎在圣迭戈的家中。他将入读雷德兰兹大学。 TARA PIXLE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垃圾本身就是一个镜头，通过它，我可以看到查塔姆正在发生的事情。”
——安迪·帕特里坎
2017年7月5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度假小镇查塔姆，那是一天最热的时候。我和搭档本杰明出现在毗邻的海边民宅那些巨大的后院里，背着绿色的大垃圾桶，把垃圾倒进垃圾车后斗。我跳上车后的踏板，准备去下一站，心想，尽管汗流浃背、浑身酸痛，身上好多虫咬的伤口和垃圾污水，但这份工作让我快乐无比。
和许多孩子一样，我在学步时就喜欢上了垃圾车。与大多数孩子不同的是，我一直没有放弃这种痴迷。8岁那年，我加入了YouTube上的一个社区“trashmonster26”，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在那里发布与垃圾车有关的各种视频。
在接下来的九年时间里，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寻找各种型号的垃圾车——不仅在我的家乡圣地亚哥，还利用跟家人在萨克拉门托和波士顿度假的时候，追逐各种在圣地亚哥看不到的垃圾车。
我对这些车了如指掌，只消看一眼，就能说出国内几乎所有垃圾车的牌子、型号和年份。在过去的几年里，该频道已经累积了超过6000名订阅者和400万的浏览量。大多数和我有同样兴趣、年龄比我大的朋友，长大后都在做垃圾回收工作，这是我父母极力反对的。
我从小就知道高中毕业后要上大学，但我仍然想要体验在卡车上的工作。虽然几乎没有哪家运输公司会雇佣18岁以下的人，但我知道东海岸我祖父母家附近有一家名叫本杰明·尼克森公司(Benjamin T. Nickerson Inc.)的小型家族企业，可能会打破常规，找一些季节性帮工。我给他们的办公室打了电话，在坚持不懈地发了几封邮件之后，我被录用为暑期工。
对我的同班同学来说，跑到一个小渔村整天处理别人的垃圾听起来是非常不愉快的夏天。对我来说，这是我一生中最自由的经历之一。
我的一天始于破晓时分，远远早于这个地区的度假者想要起床的时间。我摆脱了教室的束缚，摆脱了父母的唠叨。只有我和一条空荡荡的马路。
垃圾本身就是一个镜头，通过它，我看到了查塔姆正在发生什么。在7月5日那天，我看到了美国国旗和放完的烟火。当天最糟糕的一站是鱼码头的垃圾箱，臭味比查塔姆垃圾中转站还要重。查塔姆中转站是一座工业建筑，我们把当天的垃圾倾倒在那里，然后它们会被转运到几英里外的垃圾填埋场。在一个造船厂，锯末和反应性化学物质的危险组合，在垃圾车上引发了一场小小的火灾。
我在高科技高中(High Tech High)的同班同学和我在查塔姆的客户之间几乎没有相似之处。我班上的孩子来自圣地亚哥不同的背景和文化群体。在查塔姆消暑的人群几乎都是富裕的白人。
至少在我看来，唯一让他们一致的一点是，他们不愿做我这份工作。我的同学在找工作时想到的是有空调的电影院和零售店，而不是什么繁重的体力活。
我考虑过进入一个与垃圾管理相关的领域，比如土木工程，但我想我可能还会追求自己的另一个爱好，比如刑法或政治学。我知道，无论选择哪条道路，这段经历都将是我最终走向成功的一部分。
明尼苏达州伊登普雷里
阿斯特丽德·利登在明尼苏达霍普金斯的霍普金斯图书馆。她将就读哥伦比亚大学。
阿斯特丽德·利登在明尼苏达霍普金斯的霍普金斯图书馆。她将就读哥伦比亚大学。 JENN ACKERM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当我们没地方住的时候，我们会在图书馆消磨时间，使用我心目中通往世界的钥匙：图书馆的电脑。”
——阿斯特丽德·利登
正如我最爱的土豚亚瑟·里德所说，“当你有一张图书馆借书证时，找点乐子并不难。”好吧，其实挺难的。因为我，再一次，没带借书证。
我可能已经进了图书馆员近期“历史记录”，因为这种事经常发生，所以她直接开始在电脑上查我的名字。我，这个戴着眼镜的9岁小顾客，只是想借出本书，但现在有两个问题：我没带借书证，而且我的罚款太多，已经没法借出。
我咬着牙从用胶带做的钱包里掏出一张钞票，付了能让我把书借走的20%罚款。如果能借一本叫做《为孩子理财》(Handling Money for Kids)的书，我会借的，因为我大部分的“财富”都直接回到了图书馆。
多亏了我妈妈，我几乎从出生起就有了一张借书证。我去我的图书馆不仅仅是为了读书，而是要沉浸在书里。我会找到我的凳子，坐在儿童区，然后看书。妈妈去上班时，她会半路把我放在图书馆，然后我就像往常一样：坐下来，读书，还书，重复这些动作，如果幸运的话，我还会把书借回家。
我的访问目的通常都一样：读书或者玩电脑。但当我长大一些，我意识到事情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我妈妈开始经常和我们一起去图书馆。当我在读书或完成作业时，她也会在那，在我旁边打字。我们的世界并存了，但这是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