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爱荷华大学毕业证|留学青年谈爱国主义留美“公知”
网络的沸腾反映了新世代越来越强的声音以及他们之间越来越远的隔阂：“小粉红”与“反华青年”的碰撞；海外的精英爱国者对庞大弱势人群与种种社会弊病的选择性无视；直言尽意者常常被民粹主义者污名化；底层“爱国贼”通过网络暴力宣泄对现状的不满；中港台三地的矛盾激化，认知鸿沟变宽；年轻人对身份认同的迷茫……
纽约时报采访了三位分别在台湾和美国受过教育的90后年轻人，“在华府”（周镭）、“刀哥”(余泽霖)与杨思羽。他们在微博或Facebook的简短文字中练成了对热点事件反应极快的健笔。他们曾在台湾与美国的课堂上介绍自己所认识的中国，也曾经在严肃媒体工作过或撰过稿，但他们常在无须庄重的场合，拿出手机打字，在不同的社交媒体上发出或者嘲讽，或者搞笑，或者愤怒，或者认真的评论。
爱国主义，在这几个年轻人的眼中，是一个叠加了多重意义与情感的词组，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感情克制而适度，仿佛与小粉红或“谩骂中国者”的暴怒格格不入。他们对国家的关注与批判，有时因为小粉红们的体量庞大而显得微不足道。然而，他们绝非“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与传统媒介叙事方式的差异，恰好是这一代人渐入主流的方式。在中国这片土地之外的生活学习经历，让他们在思考时，无须遵守一个官方给予的范式。多元的社会使他们的价值观重构，让他们难掩与国内读书的同龄人不同的想法。
网名为“在华府”的周镭，成长于深圳，他是一位刚刚从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毕业的学生。在华盛顿就读大学期间他主攻国际关系，现在在华盛顿的一所律师事务所做律师助理。周镭的网络角色是一名“公知”，他的微博账号“在华府”有近两万的粉丝。他比较关注中国的维权抗争及中国与世界的网络空间的信息不对称，在微博上，他常常发一些被墙的新闻、评论、学术文章等——他说，他希望尽量弥补双边因为信息不透明而造成的差距。
在前几个月“悉尼大学吴维辱华”事件中——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商学院的华裔教员吴维，在取得澳大利亚国籍后，在微博上发布了焚烧自己中国护照过程的视频，由此引发了许多爱国青年对他的声讨——周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认为烧掉中国护照的吴维受到的爱国青年们的攻击与他本身的行为不成正比，于是在微博上，周镭和网络世界中的小粉红曾经有过一场正面的冲撞。他举报了其中一名小粉红的作弊行为，并且直播事情的后续，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事后他说，他会从道义的角度去做对的事情。
受访人在华盛顿通过电话与邮件接受了采访，内容经过了编辑和删节。
纽约时报中文网：作为海外留学生，请你谈谈对最近的热点事件，比方说对肯德基的抗议事件的看法。
周镭：首先肯德基的抗议事件，一线城市都是没有的。基本上都发生在三四线、四五线城市。那生活在这些城市的人，平时对全球化与对西方的认知都非常局限。因为他们信息比较闭塞，所以相对激进一些，认知上也有很多断层。虽然现在可能已经不会有非常极端的事情出现了，比如说现在如果砸日本车，你更多招致的是批评。但是稍微小一点的城市里，可能这样的思想还是被周围的人认为是可取的。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在海外上学的背景对塑造你的世界观与对中国的看法有多大的影响？
周镭：我对世界和中国的认知在国内就已经奠定了，但在国外社会生活的经历让我的认识日趋完整。小时候我一直关注时事和政治，但离狂热的政治仍然保持着距离。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崇高的国家话语不过是文艺汇演上强行背诵的红歌，和一个孩子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国家”对于那个年龄的我没有什么概念，只是远在北京的一个符号。
转折点发生在初中时期，我偶然看到杂志上提及了“那场风波”。在父母没能给出完整答案后，我花了一整晚读完了维基百科上的相关词条（当时维基中文还能自由访问）。我当时恰好在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书里无所不在又让人毛骨悚然的“老大哥”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看到那场历时几个月的政治事件消失得无声无息，不少参与其中的普通人再也没走出那一夜，我发现奥威尔所描绘的那个可以随意篡改历史甚至让人凭空消失的世界，离我竟然如此之近。
国外毕业旅行而后我慢慢意识到，我所认识的中国，只是这个庞大国家和复杂社会的1%。第一次翻墙上推特，我发现推特上的中文圈子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呼喊：维权人士光天化日下被套上塑料袋装进面包车，妻离子散的上访户被打断了腿……对于一个出生在沿海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来说，我生活的世界里从来不会出现这些事，但他们都是这个国家不会被关注的角落，黑暗但又那么真实。
如果在国内单单生活在大城市和消费主义围绕的泡泡里，的确很难建立起对中国庞大底层的感知，取而代之的是主流媒体上那个强大的世界第二经济体。并不是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是高楼大厦，大家都吃得饱，可以上B站的。
家境优渥的留学生带着这样的认知出国，进入西方社会接受思想和生活上的不适与撞击，很容易建立起“出国更爱国”的民族自豪感，或者说自己思乡之情的政治投射。把国家表面上的繁华和国际上的“流氓”当做自己的底气。但我害怕的是，这样的爱国情绪会让一个人离现实中国和底层社会越来越远，作为中国的1%身处海外为全中国代言。因此身在国外思考中国的时候，比起那些一线城市的繁华泡泡，我更愿意提醒自己，这个国家还有不少看不到的角落和真实的人。
纽约时报中文网：然后，进入了美国的课堂，你是如何适应的？
周镭：美国的课上课下经常会讨论到自己的国家。美国同学不用说了，美国仍然存在种族问题是广泛的共识，每次讨论社会正义也都能激起他们热烈的讨论。就连来自拉美的同学谈到自己的国家也不由自主地痛斥腐败。但不少中国同学在课上都不情愿回答这类问题，我曾经听到过不止一个教授私下抱怨，跟不少中国同学无法心平气和地讨论中国的社会问题。
美国的课堂是一个开放自由的言论空间，大家都是平等的，尤其来自非美国本土的声音更受教授欢迎。一个来自“弱国”的非主流观点可能在课堂上更有价值。课堂不是安理会，不用依靠祖国的地位争夺“话语权”。把课堂当做外交舞台，像外交部发言人一样“怒斥”听众与提问者，一味辩护而不交流，颠倒了课堂讨论的根本意义。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曾经被你的老师请入美国的课堂，分享你在“墙内的生活经验”，当时你美国同学的反应是怎样的呢？你是如何应对的？
周镭：我所在的大学有一位教授，叫做Judith Shapiro （夏竹丽），她是改革开放后最早来到中国生活的西方人之一。大四那年她新开了一门课，目的是让美国学生从中国人的角度了解中国。她想找到一位来自中国的朋友，跟她的学生分享中国网民的生活，便让我去讲了讲中国的互联网。
这是一个开给美国大一新生的课，那堂课的学生也全部出身成长于美国。这些大一的美国学生，很多人对中国互联网的认识就是：中国的网民被洗脑了。但是我试图让他们理解：第一，这是怎样一个过程；第二，那些“被洗脑”的中国网民具体在想什么。很多美国学生就觉得，中国人的网络世界被墙，（他们）是非常被动的。其实这也是一个很主动的过程。国家控制了你的信息来源与四周网络，控制了这些过后，你作为一个独立的网民，如果你没有翻墙习惯的话，那么你就会生出“我有自由意志”的幻想。好像你身边信息很丰富，好像微博、各种媒体、B站上的信息都很透明。但其实你还是在很小的一个圈子里面打转。
我试图让美国学生理解，如果一个人常年生活在信息控制之下，常年生活在与自由的网络世界相隔离的一个状态中，那么他/她会是怎样一个想法。我希望美国学生对“洗脑”这件事情思考地深入一些，把它当做一个动态的、相互的过程，所以他们以后遇到中国学生，就不会对他们的印象那么平面。（但）作为从小生活在信息自由世界的互联网一代，他们很难想像中国人都生活在一个近乎独立的网络世界里。美国学生们无法想像一日没有谷歌、Facebook等一线网站的生活。听到中国对境外网络的限制后，他们都表示如果自己是中国人，不可能过上不翻墙的生活。但我问道，当你的所有家人朋友都在微信、微博上，翻墙的技术门槛越来越高，而国内的替代品能满足网络生活的基本需求时，选择不翻墙的生活是不是也变得情有可原了？
讨论的结果让课堂十分悲观，大家都认为在墙内似乎没有简单易行的方法听到多元独立的声音。对消息本身和来源多思考，尽可能获取多方面的信息，是美国学生认为墙内的网民最该拥有的技能。
纽约时报中文网：很多人会在你的微博下指控你或者是抹黑你，你是如何处理这些一触即发的口水战呢？
周镭：小粉红们偶尔会给我发私信，但是他们发给我的内容我都不怎么看。因为我觉得他们说的东西都很同质化，所以你每个回复，是回复不完的。而且很多小粉红是不能被说服的，就像是士兵一样，他们过来就是要厮杀的。这种情况下他们肯定要争得你死我活。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争论没有意义，搞得大家都不开心。
有时，你也不知道小粉红为什么愤怒。比如说，我们在网上的发言和行为，考虑的更多是从道义上来说，这件事不是应该做的，不一定会去考虑小粉红这个群体对此会有怎样的反应。如果你做什么都要思考那些极端爱国者的反应的话，这也是一种自我审查，是要避免的。
社交网络不是一个学习思考和获取新知识的地方，它是一个交流不同声音的平台，而建立自己知识体系和价值观的过程最好在严肃阅读和个人经验中完成。但如今前后者的角色被颠倒，越来越多人选择在微博和知乎上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学到的更多是人云亦云和浑身戾气。这样的人在评论中自然留不下什么有意义的文字，只会用表情包、流行语和粗俗言论表达观点，或是跟着乌合之众洗版或“人肉”。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是否在现实生活中因为你的“不爱国”而和你的家人、朋友有过摩擦？
周镭：我基本上和家人朋友没有摩擦，但是我听说过有人在我背后说坏话。但是基本没有正面冲突。我觉得原因是因为如果你长期没有把你的政治立场表明清楚，但是偶然突然对一些热点事件表态，那么大家就容易和你有摩擦，大家会觉得，你怎么是个这样的人啊。但是如果你一直保持着一个立场，那么你对一件事情表态以后，大家也不会觉得很吃惊。
当有争议性的事件一发酵，在朋友圈中很容易就观察到多元对立的声音。我觉得本质上这是一件好事，说明大家对公共事务还抱有热情。
我经常听到有人抱怨，一旦自己表达了和国内主流稍有偏差的异见后，便会换来朋友家人的许多失望甚至谩骂。现实中价值观撕裂所带来的打击是不可能没有的，我的做法是把它们当作鞭策自己思考的契机，从多角度想想自己表态的缘由，反对的声音来自于何处。当你对世界的认知、知识体系和个人经验在思考中都达成了逻辑自洽，做到了百分百的真诚，我觉得对那些声音就只剩下宽容了。因此我觉得在个人生活中，经常思考、怀疑、表达和交流，从长远来说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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