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彭布罗克分校毕业证|谁是外教：从过去到现在
过其他四位外教的课，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这些老师的帮助，我现在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20世纪80年代仅仅在少数高校授课的“外教”，现在已经出现在中国大中城市的各级中小学甚至早教培训班中。根据中国外国专家局的数据，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人数在2007年为33万人次，2011年则上升到了53万人次。时代在变，人们对外教这个群体的关注和其面临的问题却并没有变，部分外教要承受素质不高、缺乏教学经验的质疑，但以我个人的经历，也有很多外教怀着改变中国教育、为中国学生打好语言和文化基础的使命留在了中国。这些老师甚至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也令我成为了一个更酷的老师。
我来自偏远山村，英语是我当时最差的科目之一，却阴差阳错在2004年考入中国地质大学时被调剂进了英语专业。大一的时候，我人生中的第一位外教发现我虽然很努力但是总和其他学生有差距，于是在课堂上总会给我更多发言的机会。每次只要我发言，其他的同学都会因为我发音不好而笑得很放肆，唯有这位外教用坚定的眼神看着我，替我解围。
经历了春风化雨般的第一学期后，我又幸运地遇到了一些毕业于英美顶尖学府的老师，使我生平第一次感觉到其实我可以离这些梦想中的大学那么近。他们独特的教学风格也深深触动了我这颗来自遥远山村的心，我逐渐发现学习语言其实也可以充满趣味。我们在课上读《查理与巧克力工厂》，欣赏重金属摇滚乐填歌词，收听混杂各国口音的美国广播节目，分组代表英国各党派进行辩论，每次课前通过学一句绕口令来纠正发音，还有外教在课外分别开设了电影兴趣小组和小说阅读组，我们一起观看无字幕的电影《时时刻刻》、品鉴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
当我站在美国大学的讲台上也成为一名“外教”时，我在学生的身上看到了多年前的自己，也在我自己的身上看到了当年我那些外教的身影。我借鉴了许多他们的教学方式，关注每一个学生，使课堂变得生动有趣，在课外和学生单独交流，跟学生一起喝茶、吃饭。有一次课上一位学生问道：“老师，你为什么那么酷？”我脱口而出：“因为我以前的老师都很酷。”
现在，我的一些在美国的学生也来到中国成为外教。他们毕业后有的去了中国的知名高校当老师，有的在一些英语培训机构任教。安得仁(Andrew Andell)曾修过我的中国艺术课，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的一名外教。前不久他在全校范围内做一次讲座，邀请我去听。那晚教室里挤满了学生，三台摄影机在同时录像，他系着领带，有条不紊地介绍他眼中的中国和俄罗斯文化，热情地回答学生的问题。“在中国，下课之后学生总是会给我热烈的掌声，这令我感到非常振奋。”安得仁在社交网络上告诉他的美国朋友。我相信，他很快也会成为一名很酷的老师。
我上大学时已是21世纪初，外教在中国的高校相对普遍，相比之下，近30年前来到中国授课的那批外教，则是更加稀有的群体，他们的角色更接近于拓荒者。为了写作本文，我特意采访了担任美国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法官(Circuit Judge, 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Sixth Circuit)的约翰·罗杰斯(John Rogers)，1987年，当时在肯塔基大学法学院任教授的他作为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来到中国外交学院授课，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外教之一。
那时正值中国社会、政治的变革和过渡期，所以对于在华的外国学者来说，这段时期在中国的生活是令人十分兴奋的。罗杰斯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好像每个人都想学英语。电视和广播节目都在教英语，陌生人也会在我骑车时赶上来跟我攀谈练习口语。”
1994年，他再次以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在中山大学任教一年，“这时的广州已经有了几家麦当劳、肯德基，甚至还有必胜客。”谈到这次的经历与七年前初次来中国相比，罗杰斯教授觉得最大的差异是“过去七年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
2013年冬天，罗杰斯教授受邀再次来到中国在外交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做了两场讲座，而这次邀请他的中国教授就是他当年在外交学院的一位学生。“在中国任教的这段经历使我遇见了我的妻子。如今，我的女儿大学毕业后也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罗杰斯教授说。
我的精神导师威廉·怀特(William White)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作为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的一名志愿者来到中国支教，从此没有再离开这个岗位。当时他每周开设一次讲座，北京学院路各大高校的学生都会闻讯前来，把教室挤得水泄不通，“挤不进去的学生就从窗户爬进去”，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学习英语、了解世界的热情有多高涨。
我十分好奇现在的学生是否像我当年一样幸运能有如此多优秀的老师，而现在的外教也是否能像罗杰斯教授一般与中国结下如此深厚的缘分。近几个月，我拜访了以前的一些恩师，又结交了许多在北京的外教朋友。在与众多外教朋友的谈话中，我发现从过去到现在，时代在变，外教和学生在变，但是人们对外教的关注以及外教面临的问题却始终未变。
谁是外教？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集体名词之下，有高校直接聘任的全职教授，有像罗杰斯教授那样通过富布莱特或其他交流项目来华的访问学者，有正规语言教师，还有那些非正规且流动性极强的老师。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回答“外教是谁”似乎过于困难。
“你说着英文长大，并不意味着你就有资格教英文。”保罗·凯莫(Paul Cammer)博士说。凯莫博士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特别助理，于2012年9月来中国工作至今。
我也偶尔会听到一些关于外教的负面评价，但真正令人担忧的并非少数能力不够、不负责任或者常常忙于兼职的外教，而是那些缺乏判断的家长和学校。当今社会语言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的背后，是无数家长对子女盼之过切的焦虑。在外教资源供小于求的情况下，大部分在华外国人便有了当外教的“资格”。
在我接触的众多外教中，他们在上岗之前基本没有任何教学方面的培训，一方面是因为学校和培训机构不愿在这方面做投资，另一方面是这些学校不知如何去培训这些外教。毕竟，在很多人眼中，外教们才是“专家”。“中国的学校在招聘和管理外教方面应该更加苛刻。”凯莫博士如此建议。
“我希望在开始教课前能接受一些教学方面的培训，这对我日后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我面试了一次就开始上课了。”罗敏思(Max Rozycki)在北京学习中文，周末在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兼职教少儿英语。“我喜欢孩子，而且我知道学好英语对他们将来高考或者申请国外大学都很重要，所以我希望能帮助这些孩子从小就打好基础。”
除了资质方面的差别，外教们来中国任教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对于大部分年轻外教来说，在中国的经历是他们最看重的部分。他们在教学之余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去中国各地旅行，在华的工作和生活经历将成为他们将来回国工作和研究的资本。我常常诧异地发现，我的外教们知道的饭馆、去过的城市比我多得多。他们回国后大部分从事着与中国相关的工作或研究。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年轻外教都是因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或者热衷于英语教学才选择来中国工作。正如罗杰斯教授所见证的那样，中国经济近三十年来的发展带来了无数的工作机会，尤其是在追求国际化的当今，外国人在中国找到一份工作显得十分容易。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本国不容乐观的就业形势。来中国当外教，于是乎成了诸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时的备选和退路。我认识的一些在华任教时间长于五年的外教告诉我，如果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国家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他们一定马上回国。
对于一些年长的学者来说，增加资历并不是他们的主要诉求。我初次和凯莫博士见面的时候，他骑着单车、戴着头盔，丝毫不像已经退休的样子，他自称“今年22岁”。退休后凯莫博士选择了来中国继续工作，因为他认为“中国有很大的潜力……中国学生勤奋聪明，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一个机会去表达自己。如果我们能改变我们的教学方式，我们就可能改变中国。”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国梦，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社区。”
我的导师怀特教授从来没有真正解释过他在中国任教三十余年的原因，他只是说他喜欢帮助勤奋、乐于思考的学生。他负责招聘我的那些外教，培养中外年轻教师，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自己的学生。他和其他外教教给我的知识也许我早已忘记，但是他们教会我的学习方法、教学态度、批判性思维、对英美文学和文化的热情却时刻影响着我，使得从来在人生选择上很被动的我开始有了选择人生的自由和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