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拉瓦尔大学毕业证|加拿大将科研重心转向产业对接
加拿大政府宣布这个成立长达98年之久的科研机构将进行转型——之前主要致力于基础研究的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将转型开展一站式“礼宾服务”，以支撑行业技术创新这个长期薄弱领域并带来高质量的就业机会。
这种转变引发了一场关于加拿大未来基础研究能力的争议。对于政府对可商用科技毫不掩饰的偏好，大学科学家和学术组织罕见地纷纷高调发表看法。
“我们不确定政府足够重视基础研究所发挥的作用，”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物理学家兼加拿大物理学家协会(Canadian Association of Physicists)主席肯尼思·拉根(Kenneth Ragan)说，“真正的问题是，它怎样看待无指向性的、非产业化的、由好奇心驱动的非实际研究？我担心，在最乐观的情况下，他们会认为这样的研究起不到作用，许多时候，他们甚至讨厌它。
近年来，加拿大一系列政策调整遭到当地学者的强烈抵制，重塑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就是其中之一。因关闭科研图书馆、停用研究设施及限制政府科学家公开谈论工作的场合，保守党政府总理斯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也饱受抨击。去年，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Canadi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发起了一场名为“让科学回归正常”的全国运动，以期动员公众反对这些政策。相关市政厅会议遍布全国。在加拿大几个城市，科学家们甚至走上街头表示抗议。
虽然国家研究委员会的转型备受批评，但政府和一些科学政策分析师称，这能更好地结合商业与研究，对加拿大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发言人查尔斯·德劳因(Charles Drouin)说，该机构在研究其它国家的发展模式后，决定精简业务，成为工业界和学术界这“两个世界的枢轴”，并着眼于新产品和创新。他说，委员会并没有抛弃对基础研究的支持，而是希望更好地专注于这些努力。“未来仍然会有基础研究，但将是有指向性的，与大学里看到的无指向性研究不同。”
未来基础研究的另一个战场是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委员会(Natur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Council)，这家联邦政府授权机构是资助加拿大科学家进行基础研究的第一站。
在2011-2012年，即有相关数据披露的最近一年里，加拿大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委员会的基础研究“探索”津贴占其总预算的38.4%，而这一比例在2001-2002年高达50.1%。鼓励将大学开发的技术应用到产业中的“创新”津贴占比从十年前的25.3%增加到2011-2012年的31.4%。（该机构还将其约10亿加元总预算中的一部分用到博士后奖学金和其它给年轻研究员的奖励中。）
“在创新方面，我们面对的挑战更多，因此政府相应地增加了更多的投入，” 加拿大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委员会负责研究补助和奖学金事务的副主席皮埃尔·查理斯特(Pierre J. Charest)说。他指出，该委员会正稳步走在让结成产研伙伴关系的科学家的数量翻一番的道路上。
查理斯特先生说，批评“探索”资助金比例减少的人们忽略了很大的一点：过去10年来，该预算一直在增长，2012-2013年已达到约3.25亿加元。但是，在这个增长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一些少数研究员的特别增资，用于潜在的变革性研究。
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的诺曼·胡纳(Norman Hüner)感受到了这一转型带来的阵痛。作为一名国际知名的植物生化学家和生理学家，以及环境压力生物学的权威首席科学家(Canada Research Chair)，他一直受国家探索资助。在此资助下，他和研究伙伴们正在利用光合作用诱导植物在未达到标准的条件下生长方面寻求潜在突破，鉴于目前围绕气候变化的担忧，这一研究在胡纳先生看来相当重要。
但在2012年，当他为继续研究申请新的资助时，却只收到了5年期每年5万加元的资助，与之前5年期每年13.2万加元相比大大缩水。“当然，我感到非常震惊，”他回忆称，“我的失望完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这样的资助削减使得一些高级研究员放弃在他的实验室工作。除了一位新的自费博士后学生，胡纳先生不再补充年轻研究员了。67岁的胡纳先生现计划比预定提前几年退休。
即使那些参与商业化的科研人员也质疑自然科学与工程委员会的这一新举措。
“如果你觉得那将带来商业化的机会，你完全应当得到种子期资助，”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数学家詹姆斯·科利安德(James E. Colliander)说。他承认对应用型研究的资助是“至关重要的”，但他“并不确定应当从基础研究的主要资助渠道获取那些钱。”科利安德先生已经收到几份重要的探索资助，并且也参与了向市场引入一个用于大规模学术考试评估的网络应用的工作。
除了这两个科研机构发生的变化，一些人也想知道企业是否已经准备好扮演在科研创新中的角色。在加拿大外资主导的工业领域，研究工作通常在国外的企业总部进行，本土企业缺乏科研意愿或预算。
一些人把联邦政府的这一策略比喻成推绳子这样徒劳无功的活动。
总理前科学顾问兼国家研究委员会前主席亚瑟·卡蒂(Arthur Carty)说，目前的政策看上去是在努力把技术从学校“推动”到行业，但提高创新水平真正需要的是行业改善对新点子和高素质研究员的投资，“企业必须要把创新放到总体发展策略中，可是它们却没有这么做，”现任滑铁卢大学纳米技术研究所(University of Waterloo’s Institute for Nanotechnology)执行董事的卡蒂先生说。
常见的说法是行业响应的不确定性，即使在那些认为联邦策略有可取之处的人中也不乏这样的观点。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加拿大把大多数鸡蛋都放在了基础研究的篮子里，”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加拿大首席科技与创新政策家里查德·霍金斯(Richard W. Hawkins)说。他也在国外待了几年时间，担任国外政府和国际创新政策机构顾问。“政府想投资于科学和技术，因为他们认为这将带来增长和创新，”他说，“全世界所有的政府都这么想。”
他说，对于各个经济部门能够怎样利用知识寻求行业多元化发展并产生新行业，加拿大缺少的是深层次的理解。“相对我们大多数竞争对手而言，加拿大对自身情况的了解相对少一些，”他说。
但一些资深科学家警告称，如果不重视纯学术研究，加拿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将面临风险。
“保守党政府目前面临的一大矛盾是，在加拿大所有人都认为这个国家需要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麦吉尔大学神经系统科学教授丹尼尔·吉顿(Daniel E. Guitton)说。“那么你要怎样做到呢？肯定不是把精力都聚焦到一个与产业相关的问题上。”
科学政策分析师们说，现在要评判政府目前策略的影响还太早。但有一点，这次的争论很少。“坦白说，我以前在科学界从未见过如此级别的拥护，”渥太华大学科学、社会与政策研究所(University of Ottawa’s Institute for Science, Society, and Policy)的研究员保罗·杜福尔说。“这在加拿大算是新鲜事，我觉得这是健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