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毕业证分析教师力量的全部秘密
安德鲁·德尔班科(Andrew Delbanco)一定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他长期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致力于把他的学生培养成独立的人，他认识到他们的在校时间应该有助于他们的成长：“彻底的自私可能会阻碍他们扩展同情心，影响他们负起公民的责任。”他跟大多数献身于教学的教授一样，兴趣不在于告诉本科生该思考什么，但他确实希望他们拥有对现状的怀疑精神和对自然界的好奇心。他告诉我们，大学时光真正该学习的是：“把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现象联系起来”、从他人的角度看待事物、培养道德责任感。现如今很多人想要缩减学院岁月，将其改造成顺应经济竞争的培训期。而在此时，德尔班科提醒读者，不要忘记民主教育的理想。
在《大学：过去，现在，以及应当怎样》("College: What It Was, Is, and Should Be")一书中，他追溯了这一理想在英国和美国新教中的根源。在美国，教育从来不只是传播信息。它一直包含着性格养成——使灵魂离开对自我的关注，转向群体。德尔班科引用了爱默生(Emerson)关于这种转向的叙述：“教师力量的全部秘密在于，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人确实如此。他们希望觉醒。”哪怕是世俗的老师也在努力“把灵魂唤醒，从她惯常的沉睡中唤醒。”
德尔班科在书中写道，到19世纪末，对性格培养、持久的“好奇与谦卑”的信奉跟对职业化的信奉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大学正在变成综合性的，这意味着它们将偏向科研。群体让位给了专家，过去学校只致力于本科生教学，现在要通过发展研究生和专业学校来赢得声誉。
想获得大学学位的学生越来越多，人们期望大学能够提供的专业也增加了，“共同的学习经历”的梦想褪色了，更受欢迎的是大量可供选择的课程。现代大学就是要通过专业化来生产知识，大学奖励教师的办法通常是“减轻”他们的教学任务。我们最好的大学擅长把资源分给最多产的研究者，本科生的课程只得到一堆漂亮话。“只有非常少的学院告诉它们的学生该思考什么，”德尔班科指出：“大部分学院甚至不愿意告诉学生什么值得思考。”
奇怪的是，在精英大学忽视他们的核心任务的同时，进入大学的竞争却变得非常疯狂。学习和性格养成的欲望好像已经激励不了大学的申请者（或他们的父母）了，但进入排名最高的大学的欲望却能够鼓动他们。挑剔的大学能赋予学生更高的地位，它们的毕业证书被认为会带来更高的收入。有钱人更有机会显得符合录取条件；有钱人的高中知道如何把简历打扮得更漂亮，以及如何提高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分数。在很多大学，所谓的择优录取日益成为复制经济不平等的借口。德尔班科写道，阶级差异越来越大；有钱人和穷人的“相互了解越来越少”。
这就难怪右翼政客们正在利用人们对高等教育的不满，虽然他们自己的经济政策会加深收入的不平等。大学向它们的学生灌输优越感，变成了强化阶层差异的同谋：你能入学是因为你配得上，一旦我们肯定了你的天才，你就有权得到你将来能够积累的财富。
德尔班科考察了这个可悲的领域，但他知道这还不是全部真相。在过去40年间，许多非常挑剔的大学都强调要培养各种各样的本科学生，因为它们相信这会给学生带来更深入的教育经历。通识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放弃培养同质的学生，转而创造这样的校园：在其中人们能够从他们的差异中学到东西，同时发现新的交往方式。这跟政治正确或身份政治无关。它是要让学生准备好做一个终身学习者，以便毕业后能够在一个混杂的世界中畅行并有所贡献。
挑剔的学院和大学应该是培养学生的校园社区，将本科生走出自己的舒适地带、从最出乎意料的源头学习的能力达到最大化。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同时为了兑现关于理想的承诺，我们必须维持强劲的资金援助，结束学费的飞涨。欲使大学变得更加上得起、更负责任，我们必须把钱用于学生的学习而不是购买威信。
德尔班科强调，“学院理念的核心洞见之一”是“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使自己获得使命感，从而克服所有人——无论年轻还是年老——都会有的孤独和无所事事心理。”他像约翰·杜威(John Dewey)那样，知道教育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我们通过与他人的合作来学习。他像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那样，珍视那些“侵略性的学习经历”，正是这种经历让我们得以畅享“生命的果实”。德尔班科写道，美国学院太重要了，“不能允许它们放弃理想”。他追溯了这些理想的历史，凸显了其价值。跟伟大的老师一样，他鼓舞我们努力去实现这些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