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北见工业大学毕业证分析再做一次大学新鲜人
缅因州，贝尔格莱德湖。
36年前，我父母开着一辆米色的奥兹莫比尔欧米茄小汽车，来到了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的一排宿舍楼前面。“终于到了！”我妈妈宣布说。“上大学了！”
我坐在车后排，恨恨地看了她一眼。接着我望出车窗，又恨恨地看了一眼常春藤。事情再明显不过了：我肯定要死在这儿。
我爸爸打开了车尾行李箱。里面放着一只箱子，一部立体音响，一盒奥尔曼兄弟(Allman Brothers)与“死之华”(Grateful Dead)乐队的唱片，一本皮面日记本，一张关于《护戒使者》(The Fellowship of the Ring)封面的迷幻味十足的海报，一本由科芬(Coffin)和罗洛夫斯(Roelofs)编辑的《主要诗人》(Major Poets)，一张三条腿的小圆凳，还有一杆貌似复活节岛雕像的大麻烟枪。
我自己也没闹明白是怎么溜过了招生办公室主任那一关的。最早一批录取，我没上榜；然后被延迟到了春季招生批次。到了七月份他们最终才把我从备选名单上选了出来，这让人觉得，他们只是因为被缠得心烦意乱才收下了我。
我们找到了我的房间，巴特菲尔德A号楼132B室。房间一角摆着张书桌。我妈妈眼含泪水，上上下下打量着这间宿舍，“就在这里，奇迹将要发生！”她说。
一个穿着讲究的男人出现在门口，他动作跟猫一样轻巧，剃了个光头。“我叫布鲁斯，”他说。他把“鲁”字拖得很长：布鲁——斯。“我是宿舍管理员。冰箱里有喜力啤酒。休息室有披萨。欢迎来到大学。”
那天晚些时候，我去了布鲁斯的房间，请他帮点忙，结果发现他正把一小撮大麻交给一个看起来年纪有点大的人，后者递上了一叠钞票。布鲁斯向我介绍了他的这位客人，原来他是学校的一位行政人员。
好吧，我心里想。所以上大学真是不一样啊。
现在这一幕重新在我脑海里回旋，因为一周之内，我和我妻子（本文作者在2002年接受变性手术成为女性——译注）就要送大儿子去纽约瓦萨学院(Vassar)，在那里，他将开始自己的大一学年（现在更多人将之称为“第一年体验”）。
我当了快25年大学教授，现在总算可以参与迎新仪式了。唐·德里罗(Don DeLillo)在《白噪音》("White Noise")一书中这样描述每年一度新生入学时打开的行李：“管控药物，节育药物和器具；购物袋里装着的垃圾食品”，至于新生家长，他们“站在车子旁，被太阳晒昏了头，无论往哪个方向走，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回到1976年，父母与我站在巴特菲尔德宿舍楼的草地上，庄严地道了别。我爸爸是个含蓄羞怯的男人，他只是跟我握了握手，然后两人转身走开。我要到感恩节时才能回家，在这期间我一直给布鲁斯添麻烦。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上大学学到的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没有父母的人生会是什么样。
如今一切都不同了。在我教授英语的科尔比学院(Colby College)，我发现学生们常常跟家长用手机聊天——有些人一天要跟父母通三四次话。当学生遇到问题时，家长会在Skype上找到我。(“查理怎样才能提高成绩？”一位焦虑的家长这样问我。“少嗑药，”我建议。)家长与子女会在Facebook上关注彼此的近况。他们在Instagram上贴学校做的烤龙虾照片。他们发推特。他们发短信。他们也用Tumblr。
有时候我真想告诉我的学生们，假如他们想在大学时学到点东西，第一步就是（在Facebook上）果断取消对父母的关注。可以给他们好好写封信，在真正的纸上手写，保持大概每周一次的频率，但是仅此而已吧：是时候放手了。别再活在父母的阴影下，开始投射你自己的影像。
但现在我明白了，这一点几乎不可能做到。在我的孩子上大学前，我可以轻轻松松地要求学生家长跟孩子划清界限。而现在，我自己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这才真正理解了家长们的感受——他们不仅要告别孩子，还要挥别人生中重要的篇章。
很多年前的那一天，当我觉得父母已经开车回到宾夕法尼亚德文市的家了，过了一会儿，我出去遛弯儿。我围着校园里的几幢赤褐色大楼走了一会儿，盯着欧林图书馆(Olin Library)的正面看了看。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离家很远很远了。
就在这时，我一眼瞥见了爸爸妈妈，他们刚从校长招待会上回来。当我看到他们向我走过来时，心里的第一个念头是，噢，不要啊，别再来一次离别。
而他们只是微笑着上前双臂环绕着我。我不想让他们走。我还没准备好，要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他们的陪伴，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爸爸亲了下我的脸颊。“你会干得出色，”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