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斯泰伦博斯大学毕业证|美国梦减退了色彩

[《国外毕业设计》推出每日中文简报，为你介绍时报当日的重点英文报道，并推荐部分已被译成中文的精选内容。新读者请点击此处观看更多国外大学毕业证，南非斯泰伦博斯大学毕业证]初到牛津，看到截然不同于中国东北地区的蓝天，发现竟然没什么摩天大楼，科尔宾颇感震惊。他通过看电视得出的印象是，整个美国都应该是纽约那样的。除了主街和一些百年老店，牛津（人口为3500人）有的只是砾石坑和马厩，林木覆盖的社区以及一条单排商业街，那里有着当地唯一一家中餐厅。科尔宾的寄宿家庭住的房子位于一个绿荫环绕的巷尾，车道上方安了两个篮筐，后院里放着一张蹦床。一夜之间，科尔宾有了四名长着金发的美国手足，以及一位寄宿妈妈，他直接管后者叫“妈妈”。他的寄宿爸爸曾是汽车业的一名工程师，认为中国是导致成千上万个工作岗位在最近一次经济衰退中流失的罪魁祸首。
科尔宾完全沉浸在美国文化中：美式橄榄球，逛量贩超市，甚至去过一个拥有自己的摇滚乐队的巨型基督教堂。在美国冒险之旅中，他并不是孤身一人。密歇根州已经成为赴美国公立高中求学的中国留学生极为青睐的目的地，数十名来自沈阳的孩子就住在附近。科尔宾和另外23名学生之所以来到牛津，是因为参与了中国的一个学业项目，该项目的中介机构BCC国际教育集团(BCC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Group)跟牛津高中有合作关系。此外，这里还有总部位于北京的为明教育集团(Weiming Education Group)带来的19名中国孩子。这两帮孩子的交集不太多，在某种程度上因为为明教育集团的学生住在罗彻斯特学院(Rochester College)的一栋宿舍楼里。该学院是一所提供博雅教育的基督教学校，与牛津的车程为半个小时。科尔宾对自己能寄宿在美国人家中感到幸运。

他的美国生活与前辈们的生活天差地别。第一批中国留学生赴美是在文革结束后——接着是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之后——当时很多人都非常穷，为了生存要去捡易拉罐或者当清洁工。现如今的中国学生一般都比其美国同学，尤其是公立高中里的美国同学富裕得多。在牛津，看到中国孩子炫耀各个版本的新款iPhone（科尔宾只有一部），即便是中产阶级出身的美国学生也会羡慕嫉妒。中国孩子兜里动辄揣着成百上千美元现金，而且通常每天都要换一双名牌运动鞋——耐克(Nike)、彪马(Puma)、阿迪达斯(Adidas)。科尔宾的中国室友奥斯卡·寇(Oscar Kou)喜欢谈论他父亲的多辆豪车，曾花数千美元买了一部功率特别大的笔记本电脑，结果把寄宿家庭房子里的保险丝都给烧断了。

交美国朋友并不像科尔宾想象的那么简单。牛津高中总共有1845名学生，中国学生总是在走廊里围在一起，用普通话交谈。科尔宾渴望和美国同学交流，但每当他试图这样做，谈话都会因为他弄不懂他们的文化指涉或俚语而冷场。不过，科尔宾对自己的任务并不讳言。“我是一个中国男孩，”他告诉班上的同学，“但我非常非常想交美国朋友。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他最好的机会或许出现在那年秋天的返校日舞会上。在迪斯科闪光球发出的眩目光线下走来走去的科尔宾鼓起勇气，邀请一个美国女孩共舞。她只是大笑。找另一个女孩，再次被拒。最终，第三次邀请获得了成功——恰逢一首慢歌响起，跳舞的人变换队形，两两相拥。科尔宾停下脚步，手臂垂在身侧。“我完全呆住了，”他说。那个女孩走开了，重新回到朋友们身边，留下科尔宾独自发愣，琢磨着一个中国男孩是否永远也无法在美国找到自己的节奏。
如果你像我一样，和威廉·斯基林(William Skilling)初次见面是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会很容易把他当成一名传教士。那天，斯基林穿着熨得颇为笔挺的卡其布长裤，上身是一件前襟有钮扣的白色衬衫，头上的短发梳得一丝不苟。他要去的是中国内陆一个尘土飞扬的城市。作为牛津社区学校(Oxford Community Schools)的总监，斯基林也的确把自己视为全球化教育的一名传道者。这是他的第十九趟中国之旅，此行的目的是审查为明教育集团在比邻牛津高中的土地上斥资数百万美元建造一栋宿舍楼的计划。“这将是开创先例之举，在任何一所美国公立高中都没有过，”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