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波士顿学院毕业证|该不该选择间隔年？任何冒险都可能有意义
奥巴马在去哈佛之前休学了。有些高中毕业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去上大学，或是希望按照学位课程安排所不允许的方案去找工作、旅行，做义工。像奥巴马那样，在高中升大学或是在本科阶段休学一段时间，这种做法对于他们来说非常有吸引力。
但是，这样的谈话往往会令父母担心得要死。如果十几岁的子女不想上学，没人会希望在他们身上投入六位数的求学费用，然而很多人怀疑，如果学生暂停学业一段时间，最终到底还会不会回到求学的轨道上来。
在25年前，我和朋友科林·霍尔(Colin Hall)想尽可能地找寻并采访一些有过间隔年(gap year)经历的学生，从而打消这些顾虑。我们选了其中33人做了深度报道，收入一本名叫《休息一下》(Taking Time Off)的书，在20年前出版。
今年夏天，在奥巴马大女儿的选择传出后，我追踪调查了那本书里的每个人，看看他们现在的状况。他们的间隔年最终对人生没产生太大影响，还是的确帮助他们成长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对那些现在有了孩子的人，如果他们的孩子想休学一年再上大学，他们会是什么反应？
你找不到很多关于间隔年的数据。一个问题是关于延迟上大学和毕业的联邦数据并不涵盖人们延迟上大学的所有原因。虽然有些人是有意延迟上大学，去参军、工作或旅行，也有些人只是晃荡了几年，才最终决定去上大学试试。
塞莉娅·克萨达(Celia Quezada)的间隔年：获得扶轮奖学金，前往比利时生活和学习。
很多研究者发现，故意选择休学一段时间与回到学校后取得更好成绩之间存在联系。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University of Chicago’s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的行为学教授德温·G·波普(Devin G. Pope)在参与了摩门教传道活动的人中也发现了这种联系。米德尔伯里学院(Middlebury College)的前招生部主任鲍勃·克拉格特(Bob Clagett)在帮助分析该校和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的学生数据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不过，一旦大学结束，刚开始工作，就进入经验证据的领域。父母们担心，如果孩子经历间隔年，雇主们会觉得他们太任性——这可能更多地是因为这个说法，而非这一年是如何度过的。“它意味着有个空洞，”全球公民年(Global Citizen Year)的创始人阿比盖尔·法利克(Abigail Falik)说。目前该项目有115人在4个国家工作。她更喜欢过渡年(bridge year)这个说法，它表明，这是故意把人生的一个阶段和下一个阶段联系起来。
事实上，很多经历过间隔年的人在大学毕业后找到的工作，按道理应该比没经历过的人更好。如果你在招聘初级职员，你会选择一个23岁的敢于冒险花一段时间在世界上寻找自己道路的人，还是一个22岁的除了上学没做过太多事情的人？
要想了解确切情况，最好的办法是询问有过这种经历的人。苏茜·斯蒂尔(Susie Steele)从佛蒙特大学(University of Vermont)休学了一段时间，教残疾人滑雪，后来在科罗拉多州基斯通的基斯通科学学校(Keystone Science School)获得了一份待遇很好的全职工作。44岁的斯蒂尔现在是科罗拉多州路易斯维尔的一名中学生物教师。她说，如果没有那个间隔年，她的成功之路会曲折很多。
特蕾西·约翰斯顿·扎格(Tracy Johnston Zager)的间隔年：1992年，为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总统竞选团队工作。
特蕾西·约翰斯顿·扎格(Tracy Johnston Zager)的间隔年：1992年，为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总统竞选团队工作。
阿奇玛·普赖斯(Akiima Price)从马里兰大学东海岸分校(University of Maryland Eastern Shore)休学，去内华达州的学生环境保护协会(Student Conservation Association)工作了一段时间。该协会最终聘用她为全职员工，后来她在环境教育和社区工作方面开创了一番事业。
“现在，回头看看我的简历，所有的点都连上了，”现年44岁、在华盛顿生活的普赖斯说。“我会对年少时的阿奇玛说，相信这个过程会有收获。”
父母们也应该明智地相信这些箴言，不只是因为如果一名大学生强烈地想去其他地方，那么，勉强留在学校就是白白浪费数万美元的学费。即使间隔年没有让你获得一份工作或找到明确的事业方向，它也可能点亮星星之火，在多年后以不同的方式燃烧成熊熊大火。
科里·梅森(Cory Mason)在间隔年担任乔治亚州萨凡纳市仁人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的项目经理。而今他是威斯康星州众议员，他经常回忆起自己的那段经历——尽管现在他很少拿起锤子干活。“它不只是关于住房，更多的是关于贫穷以及依然只能挣到微薄薪水的工薪阶级想要成为中产阶级是多么困难，”他说，“它在这方面给我上了一课，而不仅是教我如何搭建房子的框架，如何把木瓦放到屋顶上。”
卡拉·尼尔森(Kara Nelson)的间隔年：为挣钱去工作，在津巴布韦的移民营地教书。
卡拉·尼尔森(Kara Nelson)的间隔年：为挣钱去工作，在津巴布韦的移民营地教书。
梅森在间隔年的项目中获得了食宿和一点奖学金。还有很多人的间隔年是收入中立甚至赚钱的，尽管有人认为这种现象是富家子弟游手好闲的行为。不过，有些教育者质疑其中是否有阶级特权在起作用。
查德·哈米特(Chad Hammett)曾从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休学三个学期。如今他在德克萨斯州立大学(Texas State University)教英语。他说自己遇见的学生中约有四分之一更适合去体验间隔年，不过他担心那些是家中首个大学生的学生对此没有太大动力。“这可能是他们上大学的唯一机会，任何拖延都会被认为是承认自己还没准备好，或不适合上大学，”他说。
不过，对其他人来说，间隔年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塞莉娅·克萨达(Celia Quezada)是家中的第一代大学生，在去威廉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上大一之前，她参加扶轮社(Rotary)的一个项目，在比利时待了一年。“如果没有参加那个交换项目，我可能因为文化冲击就退学了，”她说。
特德·康诺弗(Ted Conover)的间隔年：加入美国志愿服务队；与流浪汉一起搭乘货运列车。
特德·康诺弗(Ted Conover)的间隔年：加入美国志愿服务队；与流浪汉一起搭乘货运列车。
44岁的克萨达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格林菲尔德，现在是一名一年级教师。她的学生们太小，不需要在上大学的路径方面得到她的建议。
不过，甚至连那些在间隔年最冒险的人也会毫不犹豫地建议自己的孩子去经历这样的体验。
埃里克·范杜森(Eric Van Dusen)在自己的间隔年从阿根廷穿越大陆来到加利福尼亚州，而他的妻子卡拉·纳尔逊(Kara Nelson)则在津巴布韦的一个难民营教书。他们有两个孩子，分别是8岁和12岁，他们将很快做出自己的教育选择或努力说服父母其他道路也很好。“想到我的孩子们将独立自主，进行自我指导，有能力自己做决定，我感到非常高兴，”纳尔逊说。
劳拉·卡斯特罗(Laura Castro)的间隔年：船员；加利福尼亚资源保护队。
劳拉·卡斯特罗(Laura Castro)的间隔年：船员；加利福尼亚资源保护队。
任何冒险都可能有它的意义。特德·康诺弗(Ted Conover)从安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休学期间与流浪汉一起搭乘货运列车，冒了很多险，最后他把那些经历写进了自己的书《漫无目的地前进》(Rolling Nowhere)中。“你要自己确定冒险的含义，”他说，“我能扒火车吗？我能应付警察吗？我能保护自己吗？我能在户外应对10月的暴风雪或暴风雨吗？之前我从没想过这些事，当时我觉得是时候该问问自己、考验自己了。”
但是，即使你或你的孩子没兴趣在中美洲扒火车或搭便车，但是允许常规之外的事情发生似乎是良好的养育方法。1992年，特蕾西·约翰斯顿·扎格(Tracy Johnston Zager)休学去为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总统竞选团队工作，后来以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的身份在牛津大学(Oxford)学习，她即将出版一本书，名叫《成为你自己理想中的数学老师》(Becoming the Math Teacher You Wish You’d 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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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前不久，她在缅因州波特兰自己家中发现了一个进行教育的机会。她的两个年幼的女儿发现她在整理自己政治探险时期留下的物品。“她们对此一无所知，”她说，“她们看着与总统合影照片中的我问道：‘那是谁？’也许是时候让她们知道这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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