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基尔大学毕业证|移居东京，一场事业与家庭的大冒险
恰好在这个时候，我的手机响起一声通知提示音。朝鲜出现了强烈的震动，说明这个国家刚刚进行了第五次核试验，我必须马上行动，报道日本对此作出的反应。
我踮着脚尖走出门，轻声对丈夫说我需要打几个电话，留下他一个人继续参加开学会议。
我做记者已经有22年，当母亲也有十多年，已经习惯了被新闻事件打乱家庭生活。但在东京，这种扰乱的程度要大得多。我在今年8月接受了东京分社社长的职位，与家人一起搬到了这里。
毕竟为迁就我的工作而牺牲的不只是一顿晚餐，或一个周末：而是我挚爱的人的整个生活。我丈夫辞掉了作为纽约市政府技术顾问的高级职位，12岁和10岁的两个孩子离开他们原先的学校、足球队和好朋友。
工作中，我在适应一些新的习俗，包括鞠躬和在初次见面时立刻奉上自己的名片，以及用传真发出正式的采访申请。最近，有一家机构要求我们通过普通邮寄方式发送采访申请。
在足球队里，我儿子也在学习日本礼仪。每场比赛结束后，整个球队要向场地鞠躬，每个球员都要单独向教练表示感谢。为了帮助儿子明白教练的指令，我丈夫打印了一个足球术语及其对应日语说法的列表。当他在谷歌翻译中输入“matanuki”——一种动作的日文说法，在英语里被称为“nutmeg”(传穿档球)，即一名球员踢球，使之穿过另一名球员的两腿之间，出来的结果是“crotch punching”（胯部击打）。父子俩为此乐了好几天。
当我在恶补有关移民政策、日本政坛的女性和日本男孩团体的知识时，我的丈夫在通过看YouTube上的视频竭力破译公寓里所有家用电器上的全日文说明。当他在网上找到我们的新电视遥控器所有按键的一个英文翻译时，我们都欢欣鼓舞。
但也有一些小问题：搬进我们的公寓几天后，一把宜家(Ikea)的折叠椅划破了我女儿的两根手指头。我们甚至不知道最近的医院在哪里，更别说工作人员会说英语的医院了。最终，我们去了附近的一个急诊室。在那里，靠我的对话能力、一款双语词典应用以及好心的医生和护士，我们狼狈地应付了过去。
在新闻工作上，日本构成了一些挑战。因为严格的仅面向会员的“记者俱乐部”制度，我在报道日本二战后最严重的大规模杀人事件时甚至无法参加警方的新闻发布会。在跟进报道为何至今仍未公布遇难者姓名时，警方拒绝回答我（通过传真发送）的任何问题，仅同意我们派人坐一小时的火车到他们的县总部，然后大声宣读共有三句话的声明。
我度过了特别忙碌的一周，很少在就寝时间之前到家。在那之后，我儿子说了一句全世界在职父母都害怕听到的话：“我们怎么永远都看不到你？”
我知道，在日本期间这种时候会更多。但毫无疑问，这场一家人的探险之旅会让搬家的烦扰变得值得。
当女儿第一周从学校回来后，我知道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她碰到了一些和她一样刚来东京的同学。其中几个还在香港和新加坡等其他地方生活过。“我觉得搬来搬去挺酷的，”她说。“你觉得我们接下来会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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