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西北大学毕业证详解:中国留美本科生众生相
由于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如今的大学生属于独生子女这一代，他们刚刚富裕起来的父母——十有八九还有祖父母辈——为了他们能取得成功不惜花费。在中国一家大型的大学申请咨询公司澳际教育集团，最受欢迎的服务之一就是“保证录取”套餐：申请五所大学，如果学生没有被任何一所录取的话，能得到全额退款。在该公司位于北京的美国录取部工作的凯瑟琳·奥海赫（Kathryn O’Hehir）说：“如果一个学生没被录取，家长就会在前厅里大吵大闹。他们不想要回钱。他们就是想让孩子进一所常春藤学校。”
在中国以考试为中心的文化里，学生把高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备战高考。他们能否入读已经人满为患的大学，高考成绩是唯一决定因素。因此，对于那些想要去美国留学的人来说，花费几个月时间临时抱佛脚准备SAT大学入学考试和托福（TOEFL）并不罕见，因为大多数学校都要求这两项成绩。
爱荷华州立大学有超过1200名中国本科生就读。该校的录取主任助理帕特丽夏·帕克（PatriciaJ. Parker）说，学生们会得意地告诉她自己记住了成千上万个单词、正在研究词汇问题的答题套路、学习猜测正确答案的捷径。
她曾看到一些有条件录取的学生会在暑假之后，在满分为120分的托福考试中把成绩提高了30到40分，而他们的英语口语能力却并没有明显提高。她说，学生们并不觉得这种强化备考有什么问题。“他们觉得目标就是通过考试。他们不是为了学习英语，而是为了考试在学习。”
帕克估计，在录取季节，她每隔一天就要和主办托福考试的非营利机构——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联系，对可疑的分数进行调查。她和很多教育者一样，希望看到事情有所改变，让学生更难用投机取巧的方式通过考试。
2011年秋季，几名中国学生来到堪萨斯州立大学念书，但他们的长相却和几个月前参加托福考试时采集的照片不符。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称其采取了额外的预防措施，比如采集笔迹样本，来减少学生在考试休息过程中让“枪手”溜进来代考的几率。如果欺骗行为被发现的话，该中心的政策是取消成绩，但ETS不愿意透露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和地点。堪萨斯州立大学也不愿对处分措施发表评论，不过该校已经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起草一份针对托福作弊情况的政策。该校国际招生主任刘易斯说：“（我们）身在美国，很难去判断（那里）什么是假的。”
在特拉华大学纽瓦克校区，2011年秋季的新生入学指导会上，该校英语语言学院主任斯考特·史蒂文斯（ScottStevens）站在了济济一堂的剧院的舞台上。他身后的大屏幕上显示着一张照片：两名白人大学生坐在课桌边，男学生探过身子去偷看女学生的试卷。史蒂文斯对主要由中国学生组成的听众恩威并施地说：“我们都是很有独创性的，那就意味着我们永远不会作弊。你们都很聪明。就用那种聪明去写你自己的试卷吧。”
史蒂文斯从1982年起就一直在语言学院工作。在过去几年中，新生英语补习项目不断壮大，该研究所的主楼已经容纳不下，扩展到了校园主道上国际饼屋后面的教室里。看着史蒂文斯一天的上课安排，显然他分身乏术。还有一点也很明显：他为自己备受尊重的学院感到自豪，并且很关心学生。他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发给学生，告诉他们，如果需要的话，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即使是在半夜里。
但在谈到中国学生从几个增加到几百个给特拉华带来的挑战时，他也直言不讳。最严重的问题是剽窃。史蒂文斯还记得，有个学生背下了4个维基百科词条，以便在一次课堂论文写作时选用最合适的一个，这真是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壮举”，只是力气没用在正道上。对于来自视个人主义为异端的国度的学生来说，要接受美式的知识产权观念并不容易。（史蒂文斯说，在该语言课程里，并没有发生正式纪律处分大幅增加的情况，因为教师们倾向于在课堂里解决剽窃问题。）
对于著作权的理解根植于文化之中，对于权威的认识也是如此。史蒂文斯说：“这不单纯是语言和文化的问题，还有政治因素。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在宣传中长大，而美国的形象并没有被描绘得很正面。如果你生命的头18年都在那样的环境下成长，当归结到他们要信任谁的时候——他们会互相信任。他们并不特别信任我们。”
史蒂文斯说，很多来自中国的大一学生并不和校方随机选择的美国学生住在一起，他们会缴纳学校要求的住宿费，却在校外合租公寓，这是违反校方规定的。他们极少参加语言学院的志愿者活动。在2011年夏季的一次聚会上，有来自40个国家的将近400名学生参加了活动，其中只有10个来自中国。史蒂文斯还说，中国学生还经常转班以便和自己的同胞在一起，而不是留在他们的指导老师所指定的班级里。
该校商学院本科生指导办公室的项目协调人詹妮弗·格里根-帕克斯顿（Jennifer Gregan-Paxton）就是指导老师之一。她说自己对中国学生的职业道德和礼貌印象深刻。他们会经常给她和其他教授带小礼物以表示感谢；最近，在一天之内，她就收到了一把折扇、一条项链和一块丝巾。对于他们想要待在一起，她并不感到意外。她说：“即使有一些中国学生想要冲破小团体，他们也不一定能得到美国人最友好的对待。”
例如，市场营销专业的唐文婷回忆说，在一次课上，教授无视她的提问，只倾听美国学生的发言。还有一次，在社会学课参加一个小组项目时，她说自己也受到了冷遇：“他们假装是欢迎你的，但实际上他们并不。”这些遭遇让她印象深刻。“我一辈子都会记着的。”
2011年秋季，肯特·皮埃尔（Kent E. St. Pierre）给35名学生讲授一门中级会计课，其中有17名学生来自中国。几周之内，那些非中国学生中，除了3人之外，其余的全部退选了这门课程。为什么美国学生都跑了呢？皮埃尔回忆道：“他们说课堂上太安静了。”他自视为1960年代成长起来的自由派，完全赞成校园里的多元化。但是，他也认同说：“确实是一滩死水一样。”
在亚洲各地的许多学校中，热烈的课堂讨论只是例外情况。无疑，正如皮埃尔所指出的，如果你把美国学生放到中国课堂上，他们简直就是话痨了。
尽管中国学生要适应陌生的学习方式，但他们在特拉华大学的平均成绩却和其他本科生并无二致。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反映了中国在定量技能方面的有力训练，使中国学生在商科和工程学等强调数学的科目中占有优势。这两个专业最受中国学生欢迎，而且是否精通英语对这些专业而言不那么关键。实际上，有些中国本科生非常优秀，足以进入美国最顶尖的大学。哈佛大学在2010-11学年就有大约40名中国本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