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理工大学毕业证详解:幼儿教育:提前开端还是提前失败?

公办园:机关“办社会”后遗症
据广东省教育厅及当地媒体公开资料显示,在广东,能进入公办幼儿园的适龄儿童只占总人数的不足3%,很多孩子的机会还是家长高价购得的。至2010年底,广东省内共有幼儿园11161所,其中享受财政预算全额和差额拨款的幼儿园约410所,约为总数的3.6%。去年,广州市各部门的财政预算公布后,广州市9间机关幼儿园每年的财政补贴高达6000万元,一度引起舆论哗然。全国的数据与广东的情况也大致相当,公办幼儿园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是过去机关单位“办社会”的遗留产物,却成为一项权力资源配置和公务员福利,由体制内成员独享至今。
广州番禺去年先行试点,以摇珠派位(即用电脑摇号)的形式,拿出学位对社会公开招生。此举却遭到部分公务员的抵触,一些抽不到学位的公务员颇有微词。可以想见,权力一旦成为福利,人们难以接受自己成为首批吃亏者,让出资源与社会各阶层公平享有。
即便是针对公办园的改革,也未必能惠及城市里的底层群体。所谓摇珠派位,与户籍、房产等都深入挂钩,无产无户的外来工恐怕是无缘享受改革成果的。
每每上菜市场,总能看到三五岁的孩子,被卖菜的母亲塞在旁边的小椅子上,孤独地摆弄手里仅有的一件玩具。卖菜的母亲只希望孩子别跑动、别丢了,至于孩子每天如此这般重复的生活,对他意味着什么,这个阶层的母亲,无暇也无力顾及。
相比而言,美国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恐怕值得中国参照。据美国官方资料介绍,1965年,作为联邦政府“向贫困宣战”的组成部分,美国开启了建国以来由联邦政府参与的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一个教育方案——提前开端计划(Head Start program)。这个计划的目标在于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家庭的儿童提供适宜的早期教育,使他们得到必要的入学准备,为他们一生的发展打好基础。与其他教育方案不同的是,“提前开端计划”不但为儿童提供相应的服务,还提供医疗、营养服务以及家长教育,以便通过这些服务来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这个计划由联邦政府进行投资和管理。这个计划的宗旨在于,使得权力所能分配的资源尽量向底层倾斜,美国人相信,教育应当成为纠正出身不平等的一个有力手段,改变阶层流动的固化。
遗憾的是,中国还在纠结于近20年前的教育投入比例目标,迄今仍未达到。也就是说,在教育问题上,我们连自己提出的底线目标也延迟了十数年没有做到,遑论什么“提前开端”了。既得利益阶层、新富阶层和知识阶层们似乎已经对政府能够为他们的下一代教育做什么不再抱有希望,他们忙着制定自己的子女成长方案,竭尽所能,用自己全部的资源来弥补国家投入不足的缺陷。
匮乏与过剩:起点的不公平
匮乏与过剩正在界限分明地规划着孩子们的人生,“输在起跑线上”并不是危言耸听。
这些年来,大学生中的新富阶层占比越来越高了,而越是贫困家庭的孩子,越是陷入上升螺旋的底部,挣扎不已而难以跃升精英阶层。当新富阶层的孩子有条件最大限度开发自己的潜能甚至有资本表现得更有理想、更有道德时,底层大学生往往由于视野的局限、性格的内向被挡在表面上“公平”的竞争门槛之外。
在我的老师辈身上,我看到了无论家境如何,他们都有蓬勃的精神面貌。今天很多已功成名就的精英知识分子,来自贫寒家庭,他们没有局促不安,没有狭隘偏激,深究原因,恐怕与他们的童年时代,贫富悬殊并未走到今天这样“极致”有关。
过去,所谓的贫富差异,不过是家里多几斛粮食、几斤肉的问题,工农、知识分子和公务员子弟所接受的教育,差别不会大到让弱势阶层的孩子完全掉队:你在石灰路上玩沙子,我在田地里玩泥巴,你看书,我也看书……他们之间,资源占有依靠计划经济分配,物质远未有今天的丰盛,自然差距也没有今天这样显著。
而今天,鸿沟在扩大。底层群体的孩子也许整个童年只有一件甚至没有一件玩具,而新富阶层、官僚阶层的孩子是拥有几个iPad的问题。他们之间不仅有物质鸿沟,还有信息鸿沟。

阶层的鸿沟表现在孩子们身上,却源自这一代父母,他们共同站立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轨道上,面对着不可知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