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城市大学毕业证|当常春藤遇到菩提树
去年秋日的一个周五下午，我走进了萨姆·史瑞克(Sam Schreck)在中国外交学院的口语课堂，他们在课上讨论一部由PBS制作的纪录片《危机中的埃及》以及一篇摘自美国外交政策教材的相关主题文章。
在这堂课上，我再次见证了在中国的讨论课上常见的沉默场景，进而开始与一些在中国的外教讨论，为什么中国学生的讨论课往往比美国学生的更加安静。
这门课的老师史瑞克曾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了两年。 2013年9月他通过“普林斯顿在亚洲项目”(Princeton in Asia)来到外交学院任教，这是一个由普林斯顿大学发起的非营利项目，目的是帮助学生获得在亚洲的教育机构、公司和媒体工作的经验。在此前的几次会面中，史瑞克曾多次向我提及这门以话题主导的口语课，他常常围绕当前一些热门话题来展开教学以激起学生在课上参与讨论的热情。
但是这一次我有些许担忧，因为埃及政治危机并非大多中国学生的兴趣所在。果不其然，在抛出一个较难的问题之后，熟悉的“尴尬的沉默”如期出现了。史瑞克环顾教室等待学生的回答，但所有的学生都低着头或看向别处，默不作声。
“有时候我会等一等，有个别学生就会忍受不了这种沉默开始发言。”史瑞克在课后跟我说。“中国学生较之于美国学生来说在课上更为谦逊。他们有时是没有准备好，但更多的是他们害怕犯错误。”
读大学时，我就属于那种难以忍受尴尬气氛所以第一个发言的学生，因为我看到那些年轻的老师在面对这种局面时脸上流露出的无奈，出于同情心、也为了争取更多锻炼的机会，我就常常在课堂与他们互动。这样一种本来应该有的课堂讨论在中国的课堂上却成了少数学生与老师的交流，而这些较为积极的学生又很可能成为其他学生眼中所谓的“老师的宠儿”。
在史瑞克等待将近十秒之后，一位口语很好的女生终于打破了尴尬的沉默。基于她的回答，史瑞克又提出了几个较为简单的问题，这次他没有等待，直接点名让几位学生回答，教室慢慢恢复了讨论的热度。
几乎所有的外教都会遭遇的“尴尬的沉默”事实上是一种“沉默的尴尬”，这一点是很多外教在入职前被告知的关于中国课堂的最大特征。但是，中国的课堂缘何就注定要有这种沉默和尴尬？
大部分外教都把这种现象归结于中国的教学方式，注重知识性记忆与考试技巧，而非美国教育所强调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想象。但这两种模式并非完全对立，也不存在孰优孰劣的可比性。
在我看来，中国学生的课堂表现是一种类似于“菩提树”式的觉悟与智慧，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都要求我们注重反省以及对个体本身的思考，从而达到佛陀在菩提树下豁然顿悟的效果，这是一种“内向”性的思维，所以中国学生往往不习惯于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是直到认为思考已臻成熟准确时才会发表意见。而美国学生则偏向于“常春藤”式的思辨与交流，所以他们在课上更乐于发表自己的看法，在与他人的对话中获得不一样的角度和启发，这种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只有认识到这一本质区别，外教们才能在面对沉默时也游刃有余地把握好课堂的节奏。
“也许你们的答案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我想要听到你们的真实想法和思考过程。”保罗·凯莫(Paul Cammer)博士常常在课上如此鼓励他的学生。凯莫博士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特别助理，负责指导中国年轻老师的教学，于2012年9月来中国工作至今。在此之前他在美国知名的托马斯杰斐逊中学 （Thomas Jefferson High Schoo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位于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任教17年。
凯莫博士介绍说，他会用生动、幽默的眼神和语气来激励那些非常害羞不敢发言的学生，“对于一个老师来说，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幽默感非常重要。学生们其实很聪明，只是他们太害羞。老师就是要帮助他们变得更加开放和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