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城市大学毕业证|当常春藤遇到菩提树

“学生应当有机会去表达自己的思想。聪明并不是最重要的，成为社会的一员并能与他人很好地交流在我看来更为重要。所以在课堂上打破这种沉默，鼓励学生发言，让他们积极参与讨论并基于他人的看法得出自己的结论，关系到学生将来人生的发展。学生只有获得了这样的机会，他们才有成为伟大人物的可能。”凯莫博士补充说，“因此我们教的不应只是书本上的材料，而是交流的技巧和思考的方式。”
“我总是告诉学生，在我的课堂上没有哪个问题是愚蠢的。”来自美国盖茨堡文理学院(Gettysburg College)的布鲁斯·拉森(Bruce Larson)副教授说。拉森教授作为富布莱特访问学者在中国外交学院任教，为研究生开设关于美国公共政策和美国国会的两门课程。“关键是要与学生建立一种互信的关系，只有这样他们才会乐于发言提问。”
为了建立与学生的这种互信关系，拉森教授常常在课外办公时间与学生见面。他有时组织整个班级的学生一起吃饭，在此期间可以通过聊天更好地了解学生。“我对学生的影响有50%是在课堂上完成的，另外50%则发生在课外。很多学生在我的办公时间来与我交流，有的是因为在课上不愿意发言，有的则是想与我就某个话题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课外为学生花费的时间是十分值得的。”
“中国学生在课堂上不愿意发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不确信自己的答案是否百分之百正确，但是他们其实已经有很多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见解。”拉森教授与史瑞克得出了十分一致的结论。
外教们在课堂上，不仅仅会因文化差异而遭遇沉默，有时，他们也会因为谈及某些敏感话题，而发现自己或者学生陷入另一种尴尬的沉默中。
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外教在某大学高年级的课上提及了西藏问题，由于不够“政治正确”而遭到了班上大部分同学的抵制，学生甚至联名要求学校辞退该外教。此事最后不了了之，但却足够引起我们思考外教在课堂上的自由度。大多数低年级的语言课堂一般不会涉及敏感话题，但是在某些高年级的讨论课或者专业课上，提及敏感话题却也不无可能。像外交学院这类常常涉及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学校，如何对待敏感问题是很多外教面临的共同难题。因为这不仅是一个说与不说的审查问题，更重要的是谁在审查、以及怎么说。
据拉森教授介绍，他来中国之前在美国参加的富布莱特学者的培训会上，项目委员会建议他们“谨慎讨论三个‘T’：天安门(Tiananmen)、西藏(Tibet)和台湾(Taiwan)。”
“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不允许谈论，而是需要我们注意怎么去讨论这些问题。外交学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不准讨论敏感的话题，我真正担心的是当我提出这些问题时学生会感到尴尬，因为在别的课上可能老师很少谈及此类话题，学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的问题。”拉森教授说。
史瑞克也支持拉森教授的观点，他说“普林斯顿在亚洲项目”曾给过他们相似的建议，希望这些派到中国的学者“谨慎探讨敏感话题”。“我是外国人，越过了某条线还可以离开这里。但如果我把我的中国学生置于敏感的处境中，很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后果。”史瑞克说，“我清楚地知道我不是来这里播撒民主的种子的，不过有时通过探讨一些敏感但重要的话题，我希望学生有机会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事实上，由于对3T问题缺乏兴趣和专业背景，史瑞克很少在课堂上提及此类话题。
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副院长郭乙瑶教授负责该院的外教招聘和管理工作，她建议该院的十名外教在低年级学生教学中慎重选择话题，“因为低年级学生可能因语言能力不够而无法完全理解外教的意思”。郭教授表示，北师大没有限制外教的言论自由，并补充说，“如果教学需要一定要谈某些话题，我希望外教们能以比较客观的态度去呈现事实以提供一个客观的角度，但不要讨论个人的喜好或者引导学生去接受某一种观点。”
那个周五与史瑞克的谈话比我们预计的要久了些，一位学生在一旁耐心等待。这位女生正在申请美国的法律硕士项目，希望史瑞克帮她修改个人陈述。我告别的时候恭维说：“你真是一位好老师。”
年轻的史瑞克很严肃地回答：“这是一个让我更好地认识学生、了解她梦想的机会。能帮助她并和她一起去追寻梦想，我觉得特别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