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毕业证详解:中国大学生难向蓝领工作“低头”
王增松（音译）迫切地想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在一个稻田农场上长大，三年前从一个社区学院毕业后，多数时间处于失业状态。25岁的王增松只做过几个月的低薪工作，他当过购物广场的保安，也做过餐馆服务员，最近的一份工作是办公楼里的保安。
但是他不会考虑申请工厂的全职工作，因为身为大学生的王增松认为，那样的工作对他来说太低级。相反，他每天都在寻找一份办公室的工作，即便这样的工作起薪只有工厂工作的三分之一。
“我从没有考虑过，也永远不会考虑到工厂工作。一个又一个小时坐在那里做着重复的工作，有什么意思？”王增松问道。
在中国，数百万名像王增松这样近年从高校毕业的人都有同样的想法。结果是一种异常现象：工厂工作无人问津，而许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一项对城镇居民开展的调查显示，在20出头的人中，那些有高等教育文凭的人失业的可能性，是小学教育水平人群的四倍。
中国官员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
“这是一种结构性失调。一方面，工厂招不到技术工人，另一方面，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又不想要这些现有的工作，”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叶之红说。
过去十年里，中国的教育飞速扩张，每年从高校毕业的学生人数增长四倍，培养出数百万名工程师和科学家。最优秀的人才能够在想要进一步提高全球竞争力的中国企业找到理想职位。
但是，中国培养的高校毕业生中，每年也有数百万人一方面几乎拿不出任何谋生技能，另一方面坚信自己理应得到报酬不错的办公室工作。
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就业面较窄的专业大量出现。经过三年的学习，王增松拿到“办公室和展位设计”专业的大专文凭。同时，商业和经济专业在中国大学里越来越热门，而工程等专业受到冷落，这加剧了无意在工厂第一线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人满为患”的状况。
叶之红表示，“这和银行业也有关系——银行提供高薪工作，因此家长们都想让自己的孩子进银行。”
教育程度较高、但没有稳定工作的中国年轻人，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的长期威胁。他们把大量时间花在上网、和朋友聚会，以及抱怨办公室工作的短缺上，他们相信办公室工作才是与自己的专业对口的。
中国现在的大学生人数是1989年春天天安门事件发生时的11倍，而中国经济在创造白领就业岗位方面一直十分缓慢。年轻一代对政治活动的兴趣降低，尽管如果越来越多的毕业生找不到满意的工作，这一局面可能改变。
中国总理温家宝去年3月表示，前一年的大学毕业生中，只有78%的人找到了工作。但是，即使这个数据也可能高估了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就业率。
政府的数据不仅包括那些得到长期职位的人，还包括自由职业者、临时工、研究生、已经签订了劳动合同但还没有开始工作的人，以及全国各地国有控股公司受命为应届毕业生创造的大量“无事忙”职位。
去年春天，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一次讲话中表示，“把解决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作为工作重点。”
挑剔的大学毕业生
王增松是家里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出生于1987年末，当时“独生子女政策”还没有开始在农村地区执行。他的兄弟姐妹教育程度较低，他们也不愿接受高薪的工厂工作。王增松的哥哥在高中毕业后用一年时间拿到了一个移动手机设备专业的文凭，他开了一家行李箱包店。王增松的两个姐姐都没有上高中。现在一个在一家服装店当售货员，另一个嫁给一个工厂工人，成了家庭主妇和全职母亲。
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主任、中国劳工问题专家玛丽·E·加拉格尔(Mary E. Gallagher)表示，对工厂工作的厌恶在今天的中国十分常见。
“学生们还没有适应大众教育这个概念，当他们进入大学时，他们习惯将自己看成精英群体的一部分，”加拉格尔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