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大学毕业证|南非金山大学毕业证分析:解读新版历史教科书争议
问：可若是回望中国当代史，很多残酷的历史都被淹没篡改，年轻一代人知道“文革”的似乎也越来越少，“文革”有没有可能被遗忘或是篡改呢？
答：我不那么悲观，虽然政客千方百计地掩盖历史，但史学家还是在坚持对真相地揭露。政客和史学家的悠久的博弈中，前者不一定总是胜利。我曾经在美国主持过两个“文革”的大型国际讨论会，第一个是2006年在纽约召开的，当时我们邀请了大约20多位中国国内学者，全部被拦下，只有一位来了；2016年，我们邀请了20位不到，结果基本都来了。最重要的是：来与会的竟有7位80后一代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方法和史料的掌握，远远超出了我们这一代，这让我很受鼓舞。
问：害怕“文革”被遗忘，是不是也是你当初建立《“文革”数据库》的动机？
答：起初还是想从学术出发去建立这样一个数据库。因为我发现英文的一些有关“文革”的著作，尤其是回忆录，史料错误非常多，举个例子，1968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我看了四五本有关的回忆录，说他（自己）在天安门受到了毛泽东接见，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和他握手，根本没有这个事。8月18日毛泽东根本没有走下过天安门。1967年10月那次，他走下过天安门的。解决问题很简单，只要把原始文件调出来看下，因为《人民日报》有完整报道。类似的问题比较多。在此之前，我们还出版了120卷2700多种的红卫兵小报，但出版后，有朋友提意见说不能检索，于是，我们决定建立一个可以检索的数据库。另一个触动就来自中国大陆，1980年代，巴金说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防止中华民族“文革”的遗忘。这当时在全国引起极大轰动。我想，建立一个实体性的“文革”博物馆现在的可能性比较小，但电子“文革”博物馆我们可以先做起来，我们做历史研究的，当然知道记忆的重要性。
问：资料主要是怎样收集来的？
答：主要来自全世界的图书馆和私人收藏，美国各大图书馆、欧洲、香港、台湾，甚至澳洲等各地图书馆都有，我们实际上是把大家的东西集中起来。也就是说，我们资料库的材料来源多是二手的。比如说，2016年出版的36卷《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今年又出版了12卷新的《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续编）》，总共加在一起关于广西的机密档案就已经到达将近900万字，可以说中共内部调查的机密档案大致都在那里了。这些档案来自欧美各地、香港各地图书馆。这些图书馆具体怎么得到的我就不知道，但基本是中国共产党干部，甚至有些是高级干部及其他们的子女带出来的。1981年开始，中央派了三个工作组，动用广西12万干部，由胡耀邦亲自领导，在广西调查五年，才弄出这些档案的。当时参加调查的干部，手里头有这些文本，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把这些文本送出来，这些东西就会成为国家档案馆里的废纸，历史的真相就永远不能揭露，比如说广西的大屠杀与人吃人事件。
问：有没有从中国大陆收集来的？
答：也有。2000年，我从中国放出来，当时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都报道了我的事情，一天，我就收到了从自由亚洲电台转给我的一个大信封，里面有十多份“文革”期间的中央文件，还有一封信，是一位天津小学教师寄给自由亚洲电台转给我的，他说知道我在做“文革”资料库，能够保持“文革”的记忆对我们的民族，尤其年轻人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于是就给我寄来了他所保存的文件。还有一次，我的信箱收到一位来自深圳的信，他说他也收集中共中央文件，问我有没有兴趣？他给我发了好几百个文件，都是“文革”期间收集的。以上只不过是两个很小的例子。我们的数据库编委和顾问就有十多位现在还在中国大陆的著名学者，这个数据库其实是海内外学者的重要合作项目。
问：现在做“文革”研究和中国当代政治运动研究最困难的是什么？
答：要做“文革”研究必须进行史料鉴别。“文革”离得这么近，现在出来的史料，好多都是假的，你要接近真相就要学会史料鉴别，一般来说，绝密的档案要比机密的好，机密的档案要比秘密的好，秘密的档案要内部的好，内部的档案比公开出版的好，离历史真相的远近大约可以按照手上材料的保密级别来判断。因此，不做“文革”史料学研究，“文革”研究就有可能是假的。我看到陕西某个县（的县志说）“文革”中间才死了两个人，我想我手头都有份文件说明死了两百个人还不止，难道不知道那些假的材料都是欺骗老百姓的？不过，我想这个是必然的发展，第一招就是欺骗，欺骗不了就耍无赖。
现在教育部、习近平的做法是蛮横不讲理，就是“文革”红卫兵的做法，也是一个农村支部书记的做法。农村支部书记统治农民，他给你讲道理，第一次讲不动，第二次就说照不照我的办，不照办明天就没有吃。
国外大学毕业证因此，我希望我们这个数据库在客观上要成为一个毛泽东时代历史真相的记录与保存者。我这一生与“文革”的缘已经是不可分的了，我为它已经坐了两次牢了：第一次为反对“文革”坐牢，第二次为研究“文革”坐牢，所以我一定会继续做下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