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哥比亚大学毕业证|平板电脑能掀起校园教育革命吗？
除了Amplify公司量身定制，基于采用Android系统开放平台的平板电脑之外，他还详细介绍了该公司正在开发的课程和游戏。克莱因认为，目前的形势对他的企业非常有利。迄今为止已被45个州采用的共同核心新课标明确了学校的教育目标，同时也为诸如Amplify这样的公司提供了商机。一部平板电脑，包含技术支持和培训在内的起步价已降至199美元，这为学校系统大批量购买电子设备创造了条件。此外，教师队伍的世代更替——克莱恩所称的“精于技术的千禧世代”正在接替步入退休年龄的婴儿潮一代——也有助于平板电脑的推广。
克莱因时常把当下的教育大讨论描述为一场“基于意识形态而非证据”的纷争。我就此提出一个问题：哪些证据支持政府花费巨额纳税人资金购买教育技术？他回答称，这些证据可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证据是“定制”的力量。大量的研究确实表明，如果你能够为一位学生量身定制与其学习风格、步骤和兴趣相匹配的课程，他或她将学到更多知识，而平板电脑将帮助老师做到这一点。其次，小型电子设备已成为孩子们“人生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教育工作者还没有充分利用学生对此的热情。最后，教师有不堪重负之感，他们“需要工具”，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要求——大家都想看到学生们正在取得进步那一幕。
Amplify公司已经在十几个小试点项目中测试了其平板电脑和课程的初始版本，但吉尔福德县是第一个付费客户。该公司计划在明年秋天推动产品走进全美各地的初中校园，随后将进军高中，甚至小学课堂。这一市场的竞争程度日益加剧。以苹果公司(Apple)的iPad为代表的主要竞争对手正在争先恐后地涌入，唯恐错过这样一个由教育工作者所称的“1:1技术方案”（为每位学生和老师提供一部设备）造就的商业金矿。所以，潜在客户——9.9万所K-12学校每年花费170亿美元购置教学材料和技术设备——正在密切关注吉尔福德县。适度的预算额度，由城市、郊区和农村混合而成的辖区，使得这个县成为全美学校系统的一个可信代表。他们希望看到教师使用平板电脑的热情，显著增加的“任务型学习时间”，以及显示学生更积极地参与课堂活动的其他迹象。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看到，在两三年后，学生们将取得更高的考试分数。
克莱因声称，“如果你只是让一个小孩在屏幕前坚持学习八个小时，那是行不通的，根本无法实现你的期望。”诸如此类的表述意味着，他的平板电脑能否成功，首先取决于教师运用这种设备的方式。在最初阶段，教师可能会把一些他们现在已经做的事情——现有的课程、作业和测试——转移至平板电脑，但唯有当教师构想出全新的应用方式时，平板电脑才能促使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内容产生人们期望的改变。“如果平板电脑无法带来变革，它就不值得拥有，”克莱因这样说道。
我全程旁听了这一天的培训课程。课程主讲者、个性化学习环境引导者(PLEF)罗宾·布里特(Robin Britt)感受到了弥漫在教室里的焦虑情绪，但他鼓励学员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种种可能性上面。布里特的资历足以使他成为一位理想的PLEF——学区聘请这些精通技术的教育工作者帮助老师适应平板电脑。他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格林斯博罗人，曾经在当地中学和蒙特梭利学校(Montessori)教过书。拥有北卡罗莱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工商管理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的布里特还创办了一家教学软件公司。这位充满活力、满腔热忱的年轻人，饱含同情但不乏信心地解释称，技术不仅能够帮助老师改造他们的课堂，还将促使其职业产生革命性变化。
他给出的“应用前”图像，是典型的19世纪教室，也就是当下课堂的原型。他将其比做专为大批量生产设计的工业车间：“大家分排而坐，所有人都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彼此并没有真正地连接在一起。”他指出，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工业化工作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同事们需要临时分组，合作完成一些需要智慧而不是体能的任务。“我们需要一个为学生从事这类工作打好基础的校舍，”他说。
新的平板电脑在北卡罗莱纳州格林斯博罗的一间中学。
新的平板电脑在北卡罗莱纳州格林斯博罗的一间中学。 BRIAN FINK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他说，课堂教育的关键在于个性化学习——摆脱大规模生产模式，为学生量身定制课程，围绕已证实的能力，而不是累计的面对面时间重新设计课程，从而使每位学生都能按照自己的步骤学习。布里特对学员说：“现在，你的工作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引导学习。教师不再是学生和知识之间的瓶颈。恰恰相反，教师是学习环境的创设者——在课堂上，在平板电脑上，在网上，在任何地方。”
根据布里特的设想，在“应用平板电脑之后”的课堂上，一些学生也许将一起学习适合其共有能力水平的功课。其他人将按照各自的步骤或先行一步，或急起直追，或探求某种特殊的兴趣。一小群学生或许会聚集在老师周围——在浏览了刚刚在平板电脑上发给全班学生的简答题的各种答案之后，老师可以当即决定多花些时间指导那些没有吃透课程的学生。布里特多次用双手做出流畅的聚拢和推送手势，好像是在展示篮球的胸前传球技术。“随后，你从那个小组撤出，让他们自行练习，巩固你刚刚传授的知识。接下来，你召集另一个小组，或者指导某一位学生，然后放手让他们从事下一个任务。聚集，然后放手。”
Amplify平板电脑使个性化学习成为可能。它为学生和老师提供即时反馈，这样老师就能快速判定应该指导哪些学生和小组。整套课程可以提前上传至平板电脑，或者以实时更新的形式发送给学生，从而使学生以截然不同的步骤学习。一套用于研究、讨论、实践和展示掌握程度的扩展工具包，允许学生从不同的角度钻研功课，同时让老师扮演导师的角色，“出现在每位学生需要她的地方。”老师的平板电脑还有一个拦截应用、能够看到和控制学生平板电脑动向的监控功能，以及一键式课堂控制功能——这种功能可锁定学生屏幕，用眼睛符号和提示语“请看老师”覆盖学生屏幕上的所有内容。
萨莉·赫德·史密斯好像接受了这种新教法。“这就有点像我自己设计好了流程图，”她说，“学生们接着按他们自己的路线完成。”不过她还是有点疑虑，担心学生的技术水平玩得比老师更在行，因此能愚弄整个系统。
“那就让他们来教你啊，”做过运营经理的本·波特对她说。“在流程图上设置一个任务，比方说叫‘为我开一节课’，”史密斯说。“我看这样能行。”
史密斯承认，平板电脑及其代表的教学理念是不可避免的大势所在，这不仅仅是因为布里特此前的一番阐述极具说服力。在午休期间，她告诉我： “作为一名老教师，当所有这些东西开始冒出来的时候，我总是下意识地抗拒。你知道：‘这是一股新潮流，两年后没准会流行另一个新玩意儿。’”她觉得，好教师仅仅通过关注学生，就已经获得了重要的“数据”，然后针对学习风格迥异的学生因材施教。但史密斯对平板电脑，以及应用这种设备有可能实现的教学方式了解得越多，她就越发认为，这一次不同于往昔。“我意识到，如果我掌握不了这种设备，我就会落伍，”她说。
当我询问美国教育部长阿恩·邓肯(Arne Duncan)对学校系统用越来越多的资金购置教育技术这一现象的看法时，他说道：“我们现在动用宝贵的纳税人资金购买教科书、校车、牛奶等五花八门的东西。真正的问题是，‘怎样花钱才更有效？’”电子阅读器可以改善教科书的质量，并降低成本，他说。“美国每年花在教科书上的资金共计70亿到80亿美元。一个简单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在提到一些州依然采用的六年更换教科书周期时，邓肯表示：“这是一套穴居时代才有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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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依然在做过去100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每个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不是基于其能力……”他叹了口气，让情绪渐渐缓和下来，接着老生常谈提醒道，我们必须让美国学生具备与印度和中国学生相抗衡的能力。但他的确承认，唯恐落后的心理给学校系统增添了额外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某种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更容易做出仓促的决定，并且极易受到兜售灵丹妙药的商贩的蛊惑。“想分一杯羹的小商贩太多了，”他说。
邓肯的长期盟友包括乔尔·克莱因、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渴望颠覆美国教育现状的其他使徒。长期以来，他一直支持各类旨在增强市场力量作用——自由选择、竞争和利润动机——的教育改革。他希望私人企业竞相提供创新性教育产品和服务，并由此赚到真金白银。在邓肯看来，他的角色就是“传播从这种竞争中涌现出的最佳教育实践”。
有理由质疑无形之手的魔力。教育技术为营销人员开辟了一条进入校园、触及学生的新渠道；“屏幕时间”和儿童肥胖之间的联系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尽管所有的研究均显示，新技术能否起效与老师的好坏有莫大关系，但相较于聘请老师，政府似乎更容易找到购置超酷新玩意的资金。例如，最近几年为削减成本而解雇了数千名老师的洛杉矶学区，却花了5亿美元债券资金购买iPad。此外，教育技术进入校园还可能引发隐私问题，因为公立学校系统往往缺乏洽谈数据协定的经验，无法预估科技公司有可能利用学生信息的所有方式。
儿童权益维护团体“无商业化童年运动”(Campaign for a Commercial-Free Childhood)副总监乔希·戈林(Josh Golin)声称：“对于鲁珀特·默多克和他的帝国来说，这些数据可能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他们的教育业务。”惯于应对隐私问题的克莱因直截了当地表示：“这些数据归学区所有。”他指出，根据Amplify公司与吉尔福德县达成的协议，如果该公司想利用这些匿名数据改进其产品，它必须首先获得学区的许可。“你越依赖大数据来改善人类的体验，你就将面临越多的风险，”克莱因表示。“但我们不能自由使用这些数据，我们不是亚马逊(Amazon)。我需要了解这些孩子的唯一理由是，学区需要我知道哪些孩子搞不清楚这个问题，哪些学生理解不了那个问题。”
除了隐私问题外，戈林表示，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尖端教育技术是否产生了足以证明其成本合理性的结果。拥有既得利益的公司自诩为美国教育问题的终结者，“但我们还没有看到证实这一论断的研究成果，”他说。
世纪基金会(Century Foundation)政策和项目事务副总裁、《超越教育战争：协作构建有效能学校的证据》(Beyond the Education Wars: Evidence That Collaboration Builds Effective Schools)一书作者格雷格·安里格(Greg Anrig)提出过类似的批评。他说，针对成功学校和好教学方式的研究彰显出学校人际关系，即行政人员、教师和学生之间关系的重要性。“所有这些研究都没有确认技术的决定性作用。”技术发挥威力的情况往往出现在强大的组织中，这些机构往往致力于改善教学，而且学生与其他师生接触密切。“有助于加强这种互动的设备，就是好设备，”安里格说。“但如果孩子们仅仅专注于设备，互相不理不睬，这种互动性就将大大减弱。”
尽管安里格发出了这样的告诫，因Amplify平板电脑等技术而成为可能的个性化学习依然让他产生了兴趣。与之相似，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教育政策研究联盟(Consortium for Policy Research in Education)主任乔纳森·苏博维奇(Jonathan Supovitz)也给予了这种设备有保留的支持。他强调指出，“因材施教确实带来了更好的结果——如果教师能够管理环境，从而促使这一幕发生的话。”教师们基于各种原因，需要使用更好的工具，其中一个原因是要处理和解释自己不得不应对的所有额外信息。“他们过去从学生身上获得的数据太少了。现在，他们将获得海量数据，需要做好准备，”苏博维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