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哥比亚大学毕业证|平板电脑能掀起校园教育革命吗？
BRIAN FINK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Amplify公司负责游戏业务的副总裁贾斯汀·莱特斯(Justin Leites)在该公司布鲁克林办事处工作。这间办事处由一家纸制品工厂改造而成，开放式空间和高高的天花板的室内格局，堪称后工业化工作场所的典范。652名员工多为年轻人，在白天，人体艺术品和固定齿轮自行车被存储在挂架上。我在7月份拜访莱特斯的时候，其办公室墙壁的白板上布满了用黑色、棕色、绿色和紫色记号笔写下的清单和图表。在他的办公椅正后方，写着一个由所有这四种颜色描绘的箭头汇聚而成的单词“数据”，下面还有一行字：“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
像它的课程一样，Amplify公司开发的各种阅读、数学和科学游戏以国家标准为指针，但它们更像是自由游戏，而不是延伸的学校教育。其目标是，从中学生每天放学后花在凝视屏幕上的七个多小时中夺回一些时间，用来实现一些教育成果。这些游戏的逻辑与个性化学习一脉相承。复杂的商业游戏已经就如何对玩家行为作出反应设定了标准；基于一系列难度越来越高的挑战设置一个游戏世界的惯例，也非常契合课程的难度序列。在征服分数这个级别之后，你就会上升至代数层级。
Amplify游戏仍然处于试点阶段，但从现在起一年内，该公司将面向学校销售这些游戏，它们将有助于学生和老师从其设备中获得反馈信息。莱特斯表示，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更好的平板电脑摄像头、更快的连接和其他功能的成本不断下降，数据流将急剧膨胀。用不了多久，掌握一位学生阅读记录（这种平板电脑的图书馆将收录1000本书）的游戏，将能够基于研究成果——你需要看一个新词多少次才能掌握它——战略性地在其阅读路径上散置某一特定词汇。莱特斯声称，在几年后，诸如“视线跟踪”和测量瞳孔扩张这类技术进步，将有可能确定学生对屏幕内容的反应，从而促使认知反应的计量发生“革命性变化”。
这种日益增长的信息流（研究人员甚至能够详细分析学生的每次击键行为）产生了一幅最终将变得愈来愈复杂的图景——从一位学生查阅的单词列表，到扼要描述元认知技能（比如聚精会神的能力），再到全面描绘一个不断发展的心智。在理论上，每位学生将产生一个极其详细，相当于病历卡的智力档案。
我向来厌恶这种大数据崇拜，但每当我参观Amplify公司位于布鲁克林的办公楼，看到一群充满智慧和善意的年轻人正在做有趣的事情，特别是当我跟莱特斯交谈的时候，这种厌恶感就趋于减弱。作为前耶鲁大学(Yale)哲学博士生，莱特斯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过白宫工作人员，还曾经是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和斯特普·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的演讲稿撰写人。
一天下午，我们观看来自附近学校的六、七个学生一边吃炸薯条，一边在Amplify平板电脑上测试游戏。一看到他们触摸、捏拧和敲击屏幕时那种全神贯注，小心翼翼的模样，我就恨不得从他们手中夺走这些电子设备和垃圾食品，引领他们去一家图书馆，或者一颗适宜攀爬的树木。莱特斯和我当时正在谈论学生的成绩差距问题，其中相当一部分原因可追溯至学生们的校外经历——在参加辅导课，富于学术意味的暑期活动等诸多方面，来自富裕和贫穷家庭的孩子存在明显差异。瞥了一眼这些与各自的屏幕融为一体，皮肤呈白色、黑色和棕色的男孩和女孩，莱特斯说：“众所周知，上学并不是一场非常公平的竞赛。你几乎从一开始就知道，哪些孩子的成绩最终将名列前茅，结果往往果真如此。但这个东西”——教育游戏，随时随地在平板电脑上获取许多资源，由技术支持的个性化学习的整个前提——“除了其他用途外，还能够让这场竞赛对更多人变得更有意义，更有收获。”
要让数据发挥其魔力，一位学生必须在平板电脑上做一切事情，以生成必需的信息。于我而言，这看上去需要大量令人惊悚的屏幕时间，但我怀疑，我对这种前景产生的恐惧感或许是不够理性的，而且有可能与时代脱节，于是我咨询了一些专家的看法。
BRIAN FINK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事实证明，就屏幕时间对学生的影响而言，目前并不存在大量坚实的研究成果，但这种状况很快就将发生变化。加州州立大学多明格斯山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Dominguez Hills)研究心理学家，教育和技术专家拉里·罗森(Larry Rosen)告诉我：“这类研究正在开始加速，因为教育工作者正在大声呼吁。他们纷纷询问一个问题，‘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将对孩子产生什么影响？’”
罗森自己针对注意力和多重任务处理的研究显示，9至12岁的孩子和年轻人不超过5分钟就会走神。他说：“还有一个问题是，技术往往会过度刺激你的大脑，”扰乱睡眠周期，阻止头脑进入心理学家所称的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当你空想或者处于清醒和睡眠之间的时候，你就会进入这种极富创意的状态。过度刺激只会造成伤害。自今年3月份以来，东卡罗莱纳州东卡里市一所全年制学校的科学老师埃里卡·古契(Erika Gutscher)一直在试用Amplify平板电脑。她报告称，她和学生都非常喜欢应用平板电脑，但如果过多使用，他们就感到头痛不已。
此外，人们还担心过多的屏幕时间或将妨碍孩子学会如何成为人类社会的一员。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专门研究青少年神经系统的科学家杰伊·吉德(Jay Giedd)认为，平板电脑提供即时反馈的能力“特别容易被大脑接受”，但他随即声称：“许多大脑活动专门用于人际社交，青少年大脑的大量变化都与社交活动有关。假如我们无意中以某些未曾想到的方式干涉了将在20年后显现后果的大脑发展方式，那将会怎样呢？”
作为一位杰出的预言家，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时常撰文评述过度沉浸于电子技术带来的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她对我说，课堂上的平板电脑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以乌托邦形式呈现的反乌托邦”。她说：“我们开始沉迷于一种想法，即我们将采用技术手段终结这些棘手的教育问题，但再三出现的情形是，我们不再跟孩子们交谈了。”这就是她所称的“说话能力危机”的根源。她说，一些高中教师已经开始抱怨，他们的学生“紧盯着给出正确答案的方案，他们正在丧失相互沟通和倾听的概念，而这些理应是中学应该传授的技能。”
我给她讲述了一些来自Amplify试点项目的故事，一些此前处于班级边缘位置，不太爱说话的学生正在展露天分，茁壮成长。比如，擅长排除平板电脑故障的技能，使得乔治亚州一位男孩成了班里的宠儿；在康涅狄格州，一名高个子女生撰写了一篇让同学赞叹不已的作文，这篇文章叙述了她作为一位身高5英尺11英寸（合1.80米）的初中生的切身感受。此外，平板电脑还可以包括各种功能，比如创建讨论小组，鼓励学生互相直接接触。“他们将其称为‘讨论小组’，而不是‘对话’，这是有道理的，”特克教授说。“孩子们学的是如何播送，这跟你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不是一码事。发布强有力的观点，这不是对话。”
针对她的这些批评，乔尔·克莱因回应称：“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她的这种观点显然很重要。”我向他坦露了我自己对学生一直盯着屏幕那种景象的反应，“我明白，我也有一些类似的情绪反应，”他说。这种几近冷酷的说辞让我很难判断，他究竟是不予理会，简短承认，抑或真正同情这些观点。不过克莱因的确进一步表示，他不会让四年级学生上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而且在给幼儿园课堂引进技术时，他一定会非常克制。
但他并未做太大让步。“整个世界正在经历这样一种由技术驱动的体验，”他说。“这种状况或许应该引起我们每个人的关切，但我们需要意识到，技术正在驱动日新月异的改变，那种认为一种设备将使得我们不那么善于生产公民的观点，显然有悖于这种技术正在催生的民主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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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宾·布里特的社会课老师所在教室另一侧，房间里的一组英语老师拜太多的视频和术语所赐，似乎陷入了午餐后半昏迷状态。在走廊对面，数学老师正在有条不紊地学习平板电脑的技能清单，不过甚少有人发起讨论。只有布里特指导的这组老师，在这样一位大师的引领下，正在努力解决一些大家都有共鸣的与平板电脑培训细节相关的大问题。他不止一次地对这些老师说：“关键在于老师，而不是技术。”
当被问及如何应对上课期间在平板电脑上偷懒耍滑的学生时，布里特再次阐述了拦截应用的作用。“但是，”他补充说，“在这种情形下，你或许会转而选择靠近。”靠近？几位学员开始浏览其平板电脑的应用程序，希望找到这项功能。也许这项应用控制着一架微型无人机。但布里特向前移动，穿过一排桌椅，径直站在提问者旁边，对大家说：“你已经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在继续授课的同时，你走近某位无所事事的学生，向他表明，你能够看到他正在做的事情。”说这番话时，他看了那位提问者一眼，那种眼神让我想起了我的中学老师——其寓意是，如果你在我被迫暂停授课并替你做出选择之前，端正一下学习态度，你和我都将愉快得多。“并不是每件事情都需要一个技术解决方案，”布里特说。“你已经掌握的所有教学技能依然有效，而且你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这些技能。”
为了最大程度地利用教育技术，老师必须把传统的课堂教学技巧与新技能结合在一起。随着平板电脑的功能不断增长，他们的“常备剧目”将不得不扩充。今年秋天，掌握平板电脑或许意味着进行一次快速测试，然后基于学生的答案，将他们分为若干个小组，并从老师的平板电脑上为各组发送不同的练习。过不了几年，熟练掌握可能意味着使用复杂的模式识别算法来分析源自家庭作业、游戏、休闲阅读、社交媒体和生物计量指标的数据，以确定哪一位学生应该去观察以交互式模拟形式呈现的珊瑚礁生态学，哪一位学生应该围绕一组与珊瑚礁相关的自定义词汇和概念撰写一篇作文，哪些学生应该做别的事情。
在培训那天，布里特从始至终都在努力打消萨莉·赫德·史密斯和其他学员的深切忧虑：技术有可能削弱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让老师觉得教学活动是有益的，值得做的。“一旦你逐渐熟悉了这种教学方式，你的学生跟上了日常教学活动，你就将发现，你其实可以给予每位学生更大的关注，”布里特说。“我们不再面对一群三分之一感到厌倦，三分之一迷惑不解的学生，我可以让每个人按照各自的能力层次学习，我有时间把这份关爱给你，你和你。”他指着几个坐在教室不同方位的学员，似乎是在分配他集中爆发的信念力量。
多年来，布里特一直在课堂上使用笔记本电脑和Kindle阅读器，有人问他，开发这些日常教学环节花费了他多长时间。“真正掌握花了三年时间，”他说。一个月后，学员们将开始真正在课堂上应用这些全新的教学方式，日复一日地慢慢适应。另一位PLEF维娜琳·贝尔(Wenalyn Bell)对她的学员说，“这就好像是在建造一架正在航行的飞机。”
我第二次采访乔尔·克莱因时，他几乎没有看他的智能手机。我问克莱因他是否觉得技术对于改善美国教育至关重要，采用其他方式使用这些资源是否将取得更好的效果。他回答道：“我们已经把太多资金花在了一些根本不起作用的事情上，”并列举了一系列例证，包括过时的教科书、百无一用的官僚层级、小班授课，以及未充分利用的计算机。“我们本应该用这笔钱培养具备更高资质的老师。”因此，至少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显著改善课堂教育。
“就以芬兰为例，”克莱因进一步指出，作为众人喜欢的教育典范，芬兰把钱花在优秀老师，而不是技术身上，并长期位居国际教育评估报告的榜首位置。“教师这个职业的进入壁垒非常高，”布里特们能够跨过这道门槛，而资质较弱的有志者则会被拒之门外。在芬兰，教师的薪酬也非常丰厚，他们备受尊重和信任，不会被迫进行应试教育。但相较于芬兰，美国的教育体系要大得多，更加混杂，不那么集权化，并且更侧重于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此外，巨大的收入差距和稀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导致美国学生的表现呈现更广泛的差异。在一种有毒的政治气候的怂恿下，传统上对教师的轻视已经恶化为彻头彻尾的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