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伯大学毕业证|走出教室，认识真实的中国
在汉语层面，无论实用性如何，一段时间的高强度学习之后学生的中文水平的确有很大的提高。但相比较而言，文化课就成了各个项目的软肋。很多项目的文化课只是停留在浅层次的介绍、体验，有些较为学术的又都偏向于概念化的抽象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只能在课外自己去体验真正的中国，但问题是大部分学生又缺少把这些感性的经历和体验上升为理性的认识的能力。
天赐就曾是那24583人中的一份子，今年暑假为了进一步提高中文他再次来到中国参加了设在清华大学的IUP项目，在课堂上他需要用中文讨论“两岸对话”及“中国文化面面观”这类话题。“我现在的中文水平可以评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我还不会用汉语让人帮我修空调，”天赐在复习词汇的间歇向我抱怨说。但他还是十分重视自身的文化体验，在中国大陆的很多城市旅行过，也去过台湾，喜欢喝台湾的珍珠奶茶，在他眼中台湾是“快乐版的中国”。
中国，的确有各种版本。在我的世界，我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课堂内习得了一个中国，在大学的课堂中十几位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外教给我带来了另一个他们解读下的中国，但最真切的中国还是在我个人成长过程中从山村到农村、从小城市到大都市、从中国到美国的经历中得出的中国。而在我接触到的那些美国学生眼中，他们印象中的中国与我感受到的中国又存在很大的不同。
去年我在威廉玛丽学院(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任教的时候，曾去旁听过一些关于中国研究的课程，想更清楚地知道在美国的课堂上大学生如何受教育。不难发现，中国在一些课堂上被一个个的学术概念所代替，虽然从某种程度上看鞭辟入里，但是我总担心一些学生会因为过早地被告知这些“一般化”的概念而缺失通过自身体验去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国的机会。我的一些学生从中国留完学回到美国之后也常常向我表示他们经历的中国比他们在美国时学的概念要复杂的多。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很困惑该怎样去设计一个课堂，能多方位地呈现不同版本的中国，让无论是中国学生还是美国学生都了解到一个立体的国家和文化。
我的这个困惑在遇到魏美玲(Emily Wilcox)教授之后逐渐变得明朗起来。去年她还在威廉玛丽学院中文系任教（现为密歇根大学当代中国研究系助理教授），说着一口近乎完美的中文，我曾在她的众多学生口中得知她的课“虽然苛刻，但能使你很好地了解中国”。今年暑假，魏教授作为威廉玛丽学院-清华大学暑期项目的负责人，开设了一门文化课——《田野中的中国》(“China in the Field”)。那时我正好离职回国，她希望我在学生拍摄纪录片方面给予一些支持，于是我有机会全面地了解了她的课程设置。
为了充分利用在中国授课这一机会，魏教授在课程设计上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调整，把学生在课堂外具体的经验式体会与课堂内的抽象学术概念结合了起来。“我的目的是想让学生走出课堂，去一个真实的环境中与当地人互动，并从中学到知识，”魏教授说。
每个周末，欧瑞昂(Ryan Olstein)都会光顾中关村的一幢卖电子产品的大楼，他是威廉玛丽学院暑期中国项目的一员。瑞昂非常礼貌地用中文回绝那些在商店外面招揽生意的销售员，快速地穿行在各个楼层之间，准确地找到卖某高档品牌耳机的商家，然后询问价格，如果销售员态度很好的话他会继续问一些别的问题。“我想知道为什么山寨产品在中国这么有市场，”他继续解释说，“我非常好奇为什么出售山寨产品在中关村看起来是合法的，我希望通过研究可以知道他们的进货渠道以及消费者的心理。”为了得到更多信息，欧瑞昂自己买了两个山寨耳机，他借此机会让销售员给他展示了正品、低档赝品和高仿品之间的区别。
瑞昂的室友文杰锐(Jared Vinnedge)则选择了星巴克咖啡店作为自己的研究场所，他常常坐在一个角落里在一个专门的本子上记录顾客的人数、性别以及他们分别忙于何事。“我第一次采访一个陌生女孩子的时候非常紧张，我怕我的中文说得不够好，或者听不懂她的回答。但是慢慢地我发现她们都很友好，我从她们那儿得到了很多信息。”他在课上与同学分享自己的采访经历，然后详实地解释中国消费者热衷于星巴克的原因。
这就是魏美玲教授要求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研究课题开展的“田野调查”，学生每周需要做“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详细记录每一个有价值的细节，并与研究对象做访谈。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研究课题，于是茶馆、剧场、博物馆、纹身店、商场、酒店、足球场、击剑馆、美容店、咖啡馆等这些最普通的场所便成了学生们的研究之地。他们在那里一边体验中国文化、交中国朋友，一边则记录和体会原汁原味的文化差异。
参与式观察对很多中文项目来说并不陌生，事实上，那些优秀的在华中文项目从办学之初就十分重视这种通过讲座、语伴、寄宿家庭、采访等形式的方法使学生真正地与中国人进行交流，在实际的应用中习得语言和文化。但是文化和语言不是单一不变的，随着近年来中国社会的显著变化和发展，外国学生要想更好地提高中文、增加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就必须努力跟上这一步伐更多地参与到与中国人的互动中去。而各个项目中的老师们也正在尝试更为有效的教学方法，促使学生能更好地融入到新的文化环境中。鉴于此，魏教授把学生做田野调查和采访的时间要求提高到了每周四小时。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梅若兰教授设计的《当代中国》课程也同样强调这种参与式观察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她还要求学生根据他们自己在中国拍摄的一张照片写一篇小文章，描述照片上的经历、分析其中的问题、并试图去解答其背后的原因。这种尝试无疑是成功的，因为它一方面重视学生自己的体验和参与，但另一方面又促使学生以批判的思维回过头去审视这些有趣的经历。
“媒体报道和学术文章只能呈现社会和文化的一个方面，个人的经历可以使学生吸收各种类型的信息并积极参与到这个世界中去，”魏教授说，“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通过与中国人持久的互动，学生可以更直接地接受一些挑战，这很可能促使他们改变自己对中国的预设。”
田野调查仅仅是魏美玲教授这门课的一个小部分，每周三的课上学生们都会分享自己的观察和体会，并与其他同学讨论。在魏教授的引导下，学生们开始慢慢透过这些具体的现象逐渐上升到本质的探讨，最后得出现象背后的一个固定模式。这种自下而上、以小见大、从个体到一般的研究路径在学习一种新的文化时非常有效。
在来中国之前，刘梦设(Max Lipkin)已经在威廉玛丽学院学了两年中文，今年春季学期他同时选修了魏教授的《电影中的东亚文化》和我的《毛笔的艺术：美学及实践》。对中国文艺十分着迷的他选择了博物馆作为自己的课题，但是后来他发现了一个比研究艺术本身更有意思的切入点——艺术品如何被展示以及博物馆在定义“宣传”(propaganda)中扮演的角色。通过对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以及呼和浩特两个博物馆的深入调查，梦设得到了一些与他预期中的“奥威尔式的宣传”不大一致的结论。
在开始研究之前，他和其他很多美国大学生一样，对中国政府管理下的博物馆有着很多固定的预设：比如，博物馆中呈现的现当代史一定与共产党的信条相一致；那些令党尴尬的事件一定被忽略或者被歪曲；而更重要的是，党的宣传一定因循一条清晰、单一的叙事路线，会忽略多民族的差异而强调高度统一的民族身份。但是在实际的调查中，梦设注意到在争议性事件的处理上，博物馆更倾向于回避而非扭曲。他还意外地发现，在呼和浩特绥远将军衙署新设的一个展览中，国民党方面对内蒙古自治区作出的贡献被摆放在与共产党相同的位置。这些与预期相出入的经历却能促使他反思之前的预设，以更好地探究党在文化和信息的控制上体现出的复杂性、微妙性和差异化。
同样来自威廉玛丽学院的艾丽雅(Aleeya Ensign)认为刘梦设的部分结论正好与她的“前卫剧场和中国的社会政治及经济困境”的研究结论相呼应。通过在北京蓬蒿剧场的多次参与式观察，她接触到了中国的实验话剧，对前卫艺术有了一个新的体会。
在一出名叫《写诗》的话剧中，每一个故事都是根据一首诗展开，丽雅准确地抓住了这些故事想要传达的中心思想，即年轻人面临的诸多挑战，比如爱与失去，对未来的忧虑，考试的压力和抑郁症等等。在期末论文中她自信地写道：“只要年轻一代还处于充满困惑、失去方向的困境之中，只要现代与传统的矛盾还在，前卫剧场在中国就会有一席之地。”最初，丽雅并不想把在大学期间的最后一个暑假花在来中国学中文上，但是通过在中国的两个月的学习与生活，她对中国这个曾经很陌生的国家有了一种新的感情。项目结束后回到美国的第一天，她在博客上说自己坚定地想再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