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伯大学毕业证|走出教室，认识真实的中国
《田野中的中国》每周除了田野调查之外，还包括一次阅读讨论课以及一次嘉宾讲座，分别从历史的角度和当代的视角来解读中国文化以获得一个全面的理解。阅读课要求学生每周阅读一篇关于现代中国文化的主题性学术论文，比如20世纪中国的社会政治发展、历史意识及民族性、性别、语言等等，这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把感性认知转化为理性分析、归纳和综合的机会。在课上，魏美玲教授担心的不是没有人发言，而是有太多的学生竞相举手，她常常不得不给举手的学生排序依次发言以保证每个学生都有机会与他人分享自己的观点。
在保证了主观与客观、经验与概念、部分和整体方面的结合后，魏美玲教授邀请她的各界朋友来给学生们做的讲座则从实践的角度进一步解读了中国文化，而更重要的是，使学生明白了真正了解中国文化对将来的工作和生活有何帮助。“这些嘉宾和学生在某些程度上都有共同之处，我想通过他/她们在中国的个人经历激励学生继续坚持自己的研究项目以及对未来的展望，”魏教授说。
这些讲座的内容涵盖各个领域，包括一家中国玻璃企业在非洲博茨瓦纳的坎坷之路，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发展，威廉玛丽学院的校友Timothy McDade介绍自己在微软（中国）的工作经验，一位美国女士方美昂(Alison Friedman)介绍自己如何在中国创立"乒乓策划"公司并促进中国当代艺术的海外传播，以及《华尔街日报》的编辑谈自己在中国做新闻的经历和想法，等等。学生们常常向嘉宾们提出很多问题，并有机会在讲座后与他们共进晚餐继续探讨这些有趣的话题。
Timothy在讲座的最后告诉他的学弟学妹：“我很难说清这些年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到底赋予了我什么，但是我知道我的生活时时刻刻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一点是人们自己常常意识不到的，但却可能是将来最宝贵的财富。”
魏美玲教授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想通过这门课让学生们慢慢获得Timothy所指的这种财富，“学生们的研究成果固然重要，但是我更看重的是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试图融入和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这种努力。”今年秋季，魏教授在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给大一新生开设了一门从十个关键词看中国文化的课程——“China in Ten Words”，以此去探讨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理念，比如气、阴阳、天、道、和、意境、韵、礼、仁、孝。该课程的名字取自余华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但与这本书所不同的是，这门课不仅关注当下的中国，也注重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经典。魏教授表示，她计划把基于经验的任务作为重心，同时结合课外阅读，在美国的课堂上也同样使学生从一开始就对中国文化有一个全面的、立体的认识。
为了帮助学生获得更为立体的认识，今年春天威廉玛丽学院人类学系的一位教授请我去他的班上做一次讲座，让我介绍中国南方工厂中的女性工人，我的很多初中同学现在都还在这些工厂中打工。这门文化人类学的入门课上有六十余位本科生，该教授选择了香港理工大学教授潘毅所著的关于中国女工的民族志《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作为该课的阅读材料之一，班上的大部分学生是第一次接触中国当代社会的话题。这也是我第一次在美国大学的课堂上看到学生一脸彷徨的模样，他们对书上描述的“打工妹”的生存状态表现得无比惊讶，但同时我也为他们对中国知之甚少的事实而感到十分诧异。
造成这一现实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首先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很多美国学者和学生最关注的是政治和历史方面的差异，而非文化、社会和个体。其次，在十年或者更久以前，中国的经济地位远不如今天那么重要，所以之前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对学生来说并无太大吸引力。直到2003年，美国大学理事会才将汉语与文化课程列为AP课程(Advanced Placement Course)，但汉语和中国研究真正得到快速发展还是近五年来的事。即使在中国经济地位崛起的今天，很多美国学者和学生对经济现象本身的关注和研究远多于因经济问题带来的在文化和社会方面的研究。此外，由于东西方文化本身的差异过大，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兴趣和机会去全面了解一个新的文化和社会。很多人对中国的了解基本来自媒体，所以十分容易局限在某些固有的概念和词汇上，比如中国制造、功夫和熊猫。
但是这种现象正在发生改变，正如这位并无中国研究背景的人类学教授选择了这个中国女工的话题一样，关于中国社会的话题正在美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界以及普通人们的生活中逐渐被了解和关注。这门人类学课上的学生自此之后知道了富士康、知道了《归途列车》记录的春运、知道了农民工、知道了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和问题，等等。在很多大学的某些院系所，比如，东亚研究、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等，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正在快速发展，中国研究专业也在美国的各大高校悄然出现并逐渐壮大。
潘寒明(William Bumpas)是密西西比大学中文和国际研究双专业的一名大四学生，曾先后在哈尔滨、西安和青岛学过中文，刚刚通过了汉语水平考试的最高级。在过去的两年中，他在大学选修了中国文学、当代中国史以及书法课。在他们的中国文学课上，寒明读了从老子到鲁迅各个时期的文学经典，他自己在课外也读过余华和新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书。
“在历史课上，我的同学们常常会讨论中国的历史问题，大部分是冷战后遗留下来的政治问题，可是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那时候的中国了，”寒明解释说，“在美国，我们的课堂通常强调中美两个国家的差异性，而很少强调我们的共同性。但是我来到中国之后最大的发现是我们两个国家在生活中其实是如此的相似。”
毕业于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系的小恺也对美国课堂中过分夸大的文化差异持有不同的看法。“我在大学的时候选修过政治科学系的中国政治课程，我们也谈文革和改革开放这些大的政策，虽然角度比较中立，但对差异的关注十分明显。”2006年，小恺在香港中文大学选修了一门关于中国商业关系的课程，通过在香港的生活和学习，他逐渐发现文化差异并没有像在美国课堂上强调的那般大。
小恺曾是美国政府驻外使馆的工作人员，如今他辞去了工作来到北京继续学习中文。
回顾他的外交工作，他总结说：“从迪拜到叙利亚再到伊拉克，让我特别惊讶的是，我在那些国家并没有感受到太大的文化差异。在如今的社会，很多时候经济上的差异已经超过了文化上的不同。”而对于美国高校在课堂内传达的中国文化，小恺也有所保留，“我觉得中国文化很难定义，台湾也是中国文化，但是与大陆的文化又有很大的不同。”
在文化难以定义、差异被过分强调的矛盾中，课堂内概念化的中国与课堂外经验式的中国自然呈现出不同的模样。在这种困境中，魏美玲教授设计的《田野中的中国》一课所提供的“在中国内部体验、审视中国”的角度和策略也许值得很多美国高校的中国研究项目参考。“总体而言，我觉得美国的大学对这种基于经历的教学是比较支持的，”魏教授补充道，“这是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一个新趋势，我在很多大学的教授朋友们也正在尝试这种方法。”
